（内战伤痛）蒋介石1945年骂中共：勾结日寇保护其后方基地 [复制链接]

核心提示：1945年3月30日，他在日记中分析“共匪行径”时就有如下言论：“……对外宣扬其所谓敌后政权地域之广大，人民之多，而其实勾通敌寇，为敌寇保护后方基地，与敌寇相约各不侵犯，使敌寇可以专意进攻我国军，而彼则反宣传我军无意抗敌，与敌谅解以诬之。今日之势，共匪与敌寇已相依为命，敌寇冥顽，且愿为其效前驱，而以共同消灭我国军与政府。”
本文节选自《国共双方内战中如何使用日军战俘》  作者：谌旭彬 原载于靖江网
在内战初起之时，及双方酣战期间，蒋介石曾一度相当排斥直接用日军战俘打内战，故而曾对阎锡山留用日军战俘的做法非常恼火。


阎锡山战后留用大量日军帮其守山西，蒋介石为此相当恼怒
日军投降之时，由于“在华北除第二战区的阎锡山军以外，几乎再无拥有战斗力的国民党军，同大部分日军对峙的是八路军”，阎锡山自感“依靠山西军独自的实力，抵抗八路军、确保整个山西是困难的”，因而曾“千方百计地要求日军的残留和合作”。


其具体做法：首先，在国军接收之前，日军继续占据山西各据点，帮阎锡山击退任何前来接收的中共军队。据当时负责与阎锡山联络的日本华北派遣军高级军官城野宏回忆说：“日军拒绝将武器交给八路军，而在国民党政府的受降官到来之前，一直以武力确保占领地，如果八路军使用武力，我们也将用武力对抗之，以尽快实现阎锡山返回太原。我们在潞安等地同八路军发生了冲突，但八路军基本上被击退了。”日军的配合，是阎锡山得以顺利接收山西的关键。

其次，违反国民政府“必须遣送日俘全部返日”的规定，用丰厚待遇诱使日军留在山西。阎锡山与山西日军高层达成如下协议：“一、日军响应阎锡山的提议，将日本军人编成部队，并将这些部队置于阎锡山的指挥之下。二、留用的日本军人在现有级别的基础上提升三级。三、给全体人员安排宿舍，并允许在营外居住。四、特别欢迎残留日本军人同中国妇女结婚。”如此，最后约有2600名官兵被编入阎锡山部队，另有技术人员和家属，共约6000余人。阎锡山对所留用的日本士兵发双饷，并一律晋升为少尉或中尉。

对阎锡山擅自留用日军战俘一事，蒋介石相当恼怒。1946年1月20日，蒋在日记中写道：“阎利用日俘，不能遵令解除其武装，乃为匪部藉口，甚不争气也。”3月28日，蒋再次谴责说，“阎锡山仍利用日寇编入其部队，一面谎报已完全缴械，近竟为共匪发觉，捕获其队内之日兵，乃向执行组提出抗议，殊为我军最大之污点，阎之卑劣不仅丧失其个人人格，而且丧失我国格矣，可痛。”当天，蒋还让阎的老部下、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去做阎的工作，称：“山西有利用日俘对共作战之事实，此种情事实属破坏国家政策，教敌人看不起，无论对内对外使主席不能负责（不但共党宣布，日人亦有正式报告，美方亦不谅解）。”

蒋之所以不愿在华日人卷入内战，有两大原因
何以蒋介石会对阎锡山留用日军战俘如此耿耿于怀？就现有资料来看，主要有两大原因。

其一，内战初期，蒋一度认为单凭国民党自身的力量已足以击败中共，无需“利用敌国军队打内战”；且“利用敌国军队打内战”，无论是与蒋的民族意识，还是与国内舆论，抑或是国际法律和道义，都存在着不可回避的冲突。作为国际公认的中国领导人，蒋自然不愿亦自感不必冒天下之大不韪，留用在华日军俘虏——1945年9月8日，他在日记中告诫自己说：“如果偶一不慎，为俄史共毛所藉口诬陷，则个人失败之事小，而民族存亡之前途大，乃可足使万劫不复也。此时除本身诚敬为主以外，万不可借外力或弄小智，徒陷党国于不可收拾之地。应以戒慎恐惧处之”。

其二，也是蒋最重要的一层考量，是担心留用日军战俘对中共更有利。在蒋看来，日军和中共并非不共戴天之仇敌，反而可能变成联合反蒋的伙伴。1945年3月30日，他在日记中分析“共匪行径”时就有如下言论：“……对外宣扬其所谓敌后政权地域之广大，人民之多，而其实勾通敌寇，为敌寇保护后方基地，与敌寇相约各不侵犯，使敌寇可以专意进攻我国军，而彼则反宣传我军无意抗敌，与敌谅解以诬之。今日之势，共匪与敌寇已相依为命，敌寇冥顽，且愿为其效前驱，而以共同消灭我国军与政府。”

1945年4月，日本大本营为尽快从中国脱身，开始积极与新四军秘密接触（可参看汪朝光《抗战胜利前后国共日三方互动关系研究》）。7月9日，蒋得到相关情报后，把它解读为“共匪与倭寇已经连成一片，协以谋我”。其在关于1946年的总结中更是明确提到，“日俘军民共有三百万之众，且有教育、有组织，几乎遍布于全国，如不能迅速遣回与处置，则社会治安之问题固甚严重，而为共党宣传与勾结，投入匪区被匪利用，以祸乱国家危害政府之殷忧贻患将不可胜数矣。”

可见，蒋在战后初期，相当警惕“共匪与日本勾结一气，演成极大之动乱”。因此，尽管冈村宁次为首的日本军人积极配合蒋介石受降和接收，但蒋对中共和日本的关系如鲠在喉，必欲尽快遣返日俘回国才能放心。…[详细]

不过，蒋对日本技术人员有所偏爱，曾欲大规模留用以帮助政府稳定局势恢复经济

蒋虽对日军遣返态度坚决，但对滞华的日本科学技术人才却青睐有加。战后中国，恢复经济和各项公用事业的正常运转，亟需大量专业技术人员。因而，蒋虽然严格要求战俘中的技术人才必须先遣返，然后才能再招聘使用，但对日本侨民中的科技人才，则指示尽量争取就地留用。早在胜利前夕的1945年6月30日，蒋就曾考虑要“运用敌国技术与人才之组织与人选”。

日本投降后，由于“行政院各部会派来之接收人员，对沦陷区敌伪政治经济毫无认识，不知从何着手”，国民政府正式决定征用日籍技术人员以解决过渡时期的困难。9月12日，蒋介石指示说：“日本各种科学技术人才尤以其科学院原有人员应设法收容，以应今后协助建设之需”。随后，国民政府推出《中国境内日籍员工暂行征用通则》，规定：“各事业部门征用日籍员工标准如下：（1）事业不能中断，其技术无人接替者；（2）其技术为我国目前所缺乏者；（3）非征用不能为业务上之清理者；（4）情形特殊有征用之必要者。”10月16日，蒋又提出要“专找日本飞机制造与陆大学员及各种管理人才，设立机械学校、管教学校、参谋或国防研究院”。

尽管美国一再要求国民政府尽早将所有日籍人员一律遣送回国，“避免日人在中国境内恶势力再起”，但蒋介石仍始终坚持留用日本技术人员。仅以东北地区为例，至1946年12月2日，据美国给国民政府的照会称：“据与遣送日侨有关之本国军事当局估计，东北计有7万所谓技师及其眷属人等现被扣留而不予遣送。”其时，国共内战已全面爆发，国民政府留用日人又增加了内战的因素。与此相应，和其他地区相比，东北地区的留用对象更超出了“技术人员”的范围。据1946年12月6日国民政府外交部亚东司的一份内部呈文显示：“东北留用日籍技术人员数额各方所报不一。据熊（式辉）主任6月3日电：留用人员约5万人（全部技术人员为1.5万人）。国防部9月24日统计：留用技术人员为10672人（眷属人数不明）。据东北管理日籍技术人员负责人告本部前赴东北调查战犯人员：留用技术人员及眷属约7万人”。

核心提示：当日军对华北威胁日急时，太炎又给当局献策，建议将北方之中共力量“驱使出塞，即以绥远一区处之。其能受我委任则上也；不能，亦姑以民军视之”。
本文摘自：《原来如彼 南方周末往事版文录》，作者：南方周末，出版：南方日报出版社


然而，到“九一八”之后，严重的外患使章太炎面临一个身份认同的挑战：作为“民国遗民”，他可以不认同国民党政府；作为中国人，他却不能忽视国家这一实体正在遭受侵略这个现实。太炎最恨政府不抵抗，但他一开始尚处沉默，因为“拥蒋非本心所愿，倒蒋非事势所宜，促蒋出兵，必不见听”；除了沉默，别无他法。1932年东三省全部沦陷后，太炎终不能再沉默，不得不公开表示“搁置”其“反对一党专政”的主张，支持中央政府，将其爱国落实到国民党“党治”之下的整体中国之上。


当日军对华北威胁日急时，太炎又给当局献策，建议将北方之中共力量“驱使出塞，即以绥远一区处之。其能受我委任则上也；不能，亦姑以民军视之”。
此计的倾向性且不论，从策略角度看，的确高明。首先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而共击日本，最合时宜。从国民党的私利看，若中共得绥远，即处对日之最前线，此时为自保也不得不与日寇死拼；则国民党不仅可省下“剿匪”的兵力以对外，而日军亦必因与中共的交战而削弱。


但那时的当局者恐怕敌视共产党不亚于日本军，太炎此计终未见听。不过这一次不听，局势很快就发展到对国民党当局极为不利。到1935年，章太炎观察到：“为今日御敌计，欲乞灵外援而人不助我也；欲改良政事而时不我待也；欲屈志求和而彼谋求无厌也；欲守险穷山而入不可复出也。”这一分析，实将国民党政府既不能战、又不能和的尴尬局面说得透彻无比。太炎以为，虽然第四策“差可苟延祚运”，但也只能是“姑经营以待末路”。


后来国民党果然退入西南“守险穷山”，其结局也基本如太炎所说是“姑经营以待末路”。抗战后虽也曾复出，几年内即不得不退出大陆，“转进”台湾。则章太炎当初的预见，实不亚于诸葛孔明之隆中对。1935年时即能有那样深远见解的，举国似未见第二人，实乃名副其实的国器。可知太炎自谓其“于草昧经纶略有把握”，所言不虚。


有人或指责章太炎一生论政，立场反复，变化频仍，缺乏原则性。其实章太炎论政有一特定原则，即他自己所谓“但论今日之是，不言往日之非”。这也有其思想基础，他早就注意到“丘壤世同，宾萌世异”的历史规律，故“上古以来，百王有政教，各持一端”。这样，“欲经国宁民者，不得不同于世俗”，而世俗又是在不断变化的，“昔人所即是非，亦与今人殊致”。民初中国政治局势变化急剧，既然侧重“今日”之表现，则其所论必因时因事而变。


不过太炎变的只是态度，所据的原则其实是不变的。他一向主张中外之别大于国内的派系之分，1925年曾明言反对“广东的党政府”。然而在“九一八”之后，当华北的宋哲元欲以“共党分子”之名制止学生运动时，他又主张“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纵有加入共党者，但论今之主张何如，何论其平素”。态度似乎数变，而立场则始终如一。


观章太炎一生论政，秉持“只看今日，不计以往”的原则，似乎非常实际；而其所论，又常从理性出发，即揆诸当时局势选出最佳策略而进言。且其论政多从中国整体出发，眼光远大；所献之策，常常是最应当做的。不过，实际政治最好也只能在“最应当”和“最可能”之间妥协：上焉者或因不得已而妥协，下焉者根本就选取对当局之个人或政团最有利者而为之。太炎计之所出，有时要求领袖要有天下为公的愿望，有一定程度的超越性；而民国政治人物，似又不能不顾及本派本党利益，实难超越。结果太炎所献之策，几乎无一被采纳，故给人以所论不中的印象。


有人或者会说：既然所献之策无一见纳，实说明都过于理想而不切实际。其实不然，所谓切合实际，主要看是否具有可行性。观太炎上述各策，明显对各当局者有利，且并无太多实行的困难；只是当局者另有所虑，是不为也，非不能也。盖前述各当局者，派系的私见往往超过理智的判断：凡事不仅要对自己有利，还希望完全不对他人有利；即使是所谓“双赢”的局面，也不愿接受。结果还是自己吃亏，利了他人。这中间的互动关系相当微妙细致，此处就不能详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