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应该指出，马义到现在还标榜自己是追求民主与自由的，迷惑了一些到海外的大陆中青年学人。标榜“民主”、“自由”的马义做了些什么呢？无论是《斗争十八年》，还是《中共历史的见证》，对国民党的反民主的独裁专制统治都没有加以谴责。他之所以将第一个回忆录取名为《斗争十八年》，亦表白得很清楚，他是与中共斗争18年，而不是与独裁的国民党斗争。本文摘自《百年潮》2006年第11期 作者：张林冬口述 田子渝整理 原题为：司马璐其人其事张林冬简介：奉化第一个到延安参加红军的女学生。中国女子大学（现改名为延安大学）的第一批女学员。是国民党少将的女儿，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和丈夫田海燕在重庆以记者的公开身份开展地下党工作了四年多。
司马璐，原名马义，初名马元福，江苏海安县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底到延安。以后离开延安，1941年被开除出党。曾在重庆办《自由东方》、《人民周报》，组织中国人民党。1949年定居香港，出版《展望》杂志，继续从事反共活动。1983年移居美国，主持《探索》杂志。
“老朋友”马义及其“回忆”我最初知道马义这个名字是看到他编辑的《中共党史文萃》，了解到他曾到过延安，仅此而已。20世纪80年代，我及苏姐（苏姐，即张林苏，又名林萍。浙江奉化人。1936年9月参加中华民族先锋队，1937年到延安，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边区抗战剧团教育科科长、鲁迅艺术学院办公室秘书、中央社会部科长、中共黑龙江道理区常委、组织部部长等职——笔者注）少年时代的朋友阎明（杨明）移居香港。2002年9月，司马璐与戈扬（戈扬，本名树佩华，笔名洛文。江苏海安县人。早年入江苏镇江师范学校。1941年参加新四军，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战地记者，与杨刚、浦熙修、彭子岗被称为“中共新闻界四大花旦”——笔者注）结婚，香港《争鸣》登载了这条消息，并附有照片，阎明立即将文章寄给我们，才发现司马璐即马义。马义我们太熟悉了，是“老朋友”了，他的两次回忆录都提到我们。看来苏姐在马义的心中留下的印象深刻。他写道：
有一次我在边区合作社餐室吃饭，一个偶然的机会中，认识了一个边区剧团的女演员林萍，她在延安已经住了一年多，抗大二期毕业，活泼美丽，热情可爱，时时流露着天真的微笑，在边区认识女同志，没有人不感到兴趣的，第二天我就去看她，她单独住了一个小房间，房内收拾得很整洁，她待人也颇有人情味，态度温和，心地善良，她虽然没有特别的好东西款待客人，但是能够给客人一种说不出的精神上的愉快，亲切而诚恳。她站在人前面，有一种高贵之感。
苏姐在延安叫林萍，她的公开身份是边区剧团的干部（不是演员），实际上她是西北保卫处的保卫员，负有特殊使命，主要任务是了解一些到延安来的可疑人员，通过接近，设法搞清楚他们的真实面目。马义那时在西北青年救国会，是她了解的对象之一，所以我到苏姐处，苏姐一再叮嘱我，马义有问题，不要和他多接触。
马义常去苏姐的住处，并在那里认识了杨明，在他的回忆录里也写了与杨明的交往。在延安，我也是在苏姐那里认识马义的。他长得矮小，一米六左右。人长得尚清秀，脸上的白麻子十分显眼。他操一口苏北话，对女人，尤其是漂亮的女人很能献殷勤。
马义的回忆录有许多错误，有的是记忆造成，有的是不了解情况，但大多数是出自反共的需要。我们与他的交往可以说明一些问题。马义在《斗争十八年》中，他通过第三者的口吻，写道：
……李苇泉后来在昆明发生李公朴、闻一多（均系民盟盟员）的枪杀案以后，又对我说：
“你如果在那次中韩文化协会的枪杀案中被打死就好了，说不定新华日报还为你出特刊，追赠你一个民主烈士呢！”
“你以为这次李公朴、闻一多的事，都是共产党自己干的？”我问。
“当然，绝无疑问，政府做这样的事自讨苦吃，犯不着。共产党就不同了，他们认为杀一个人可以造成政治影响，又是一种政治教育。况且被杀的或者本来就是他们认为有了问题的人，死后再为他们出特刊，开追悼会，送殡，又是政治……” “你说得太刻薄了。”
“说我刻薄，好，你等着瞧吧。”他说完就扬长而去。
果然，不多一个时候，我又有事发生了。有一个民主建国会的朋友田钟灵（又名苏东，后来在香港办过《快活报》，现在大概在广州）请我吃饭，我很谨慎，我说：“不必客气了，我请你吃便饭吧。”
我们就约好青年路“爱伦餐厅”，届时他又带了一个叫李新民（应是李学民——笔者注）的朋友来，吃过饭，我们就分道扬镳。岂知第二天我打开《新华日报》一看，赫然一个大标题，就正是说为了我请客，李新民途中被人打伤，幸好李新民溜得快，不然他做了“民主烈士”，我也做了凶手嫌疑犯，中共的阴谋又是一箭双雕了。
从前后文看，马义是想通过这件事情，说明《自由导报》记者挨打事件是共产党干的，反而嫁祸于他。
52年后，马义又重新提起这件事，不知是马义觉得在戈扬面前不要太露骨，还是觉得自己制造出来的天方夜谭太可笑了？他在《中共历史的见证》作了“修正”：
中共“资料”说我“参加民主同盟，因搞小组织活动被除名”。事实刚刚相反，我是因为要发展民主同盟的青年运动大组织而与中共发生正面冲突的。那时我对共产党的朋友，基本上还是友善的。但我逐渐发现，我能“容共”，而共产党已经绝对容不得一个异己。他们的方法，一是孤立，二是打击，三是造谣。
我有一天和几个民盟朋友吃饭，我们彼此道别以后，那几个民盟朋友就和别人打了一架，我无法证明是谁的错，但是第二天《新华日报》报道说，几个民主人士和我在一起以后，就被国民党特务打了。有些我尊敬的民主人士私下告诉我，中共警告他们：“马义（司马璐）是托派，是国特，不能和他往来。”而同时也有接近国民党的朋友告诉我，要我小心，因为有人说：“马义是共产党。”
对照马义的两次回忆录，不难发现，他才是造谣者。在后一次回忆录中，他将自己打扮成共产党的朋友，是共产党不容他，而把自己以前将《自由导报》记者挨打事件说成是共产党制造的删掉了，这就不打自招承认自己的第一次回忆是造谣。
前一个回忆录写于1952年，那时因朝鲜战争，西方掀起了反共反华高潮，马义当年对此并不回避，声称写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反共战争”。有鉴于此，他不惜将历史歪曲，将这个事件嫁祸于共产党；52年后，他改变了说法。其实无论哪一种说法都不对。我是当事人，有责任将事情的真相说出来。
事情的真相 要说清这件事，首先需要交代我和爱人田海燕在重庆是怎样与马义见面的。
1945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南方局工委书记、主持南方局日常工作的王若飞指示海燕，办一家从工商界角度谈民主的刊物。
当时在大后方办刊物，必须向国民党内政部申请登记证，才能合法地发行。而申请登记证，非要与国民党有一定的关系者才能得到批准，这对我们来讲是十分困难的。王若飞指示我们登报征买无力出版的刊物的登记证。于是海燕就用“田钟灵”的名字在重庆《新蜀报》刊登征购广告。应征者很多，海燕和李学民商量后，选中了《自由东方》这个杂志。他们从该刊负责人马义处购买了登记证，并在报纸上发表声明，将《自由导报》与《自由东方》区隔清楚。我没有参加交易，因此没有与马义见过面。
1945年11月17日，《自由导报》第一号出刊。这时王若飞让中共南方局经济组组长许涤新来领导我们，编辑部组成人员都是老许决定的，海燕是发行人，我以“苏东”的笔名为主编，李学民任经理，杜国庠（守素）任总编辑，编辑邵荃麟、勇龙桂。
一天，我手头正拿着一捆《自由导报》向外走，突然在楼梯上碰见马义，我们双方都很惊奇。我打过招呼后请他坐到过道上的办公桌旁，他问我怎么到重庆来。为了迷惑他，我说吃不了延安的苦，将父亲是宪兵司令部少将的身份抬出来，说是我父亲要我回来，介绍我与四川青年工业家田钟灵结婚。
当天，我们就到曾家岩50号，向王若飞汇报了马义的情况。王若飞分析了两点：一是根据种种情况来看，田钟灵就是“海燕”，马义不知道；二是即将召开政协会议，国民党还要搞假民主的形式，他正要办也谈民主、自由的《人民周报》，因此不使其发现《自由导报》与党的关系，可以以民主人士的身份与之周旋。
这样，我们多半去马义处与之交往，尽量不让他到报社，以免碰到领导我们的许涤新等党内同志。我们故意标榜《自由导报》与民建会（海燕是民建会的发起人、民建会重庆分会的负责人）的关系。海燕与他闲扯与其身份有关的工商界和报刊公开报道的事情。马义也有几次到报社来，都被我挡在过道上。
在马义的住处，有一个中年人与他同住，朝夕相处，可见关系非同一般。此人不怎么说话，只是在旁边听，偶然插上一两句有关版面的话，以致我们连他叫什么名字都不记得，长相也非常模糊。
马义在回忆录亦有意回避了这个人。正是这个人的出现告诉我们，马义与国民党特务的关系非同寻常。全国解放后，我们知道了这个人的确切名字和身份，他叫陈兰荪，是国民党军统(保密局）渝区组长兼党派科长，那时的公开身份是《人民周报》的编辑，专门从事新闻界的特务活动，以后担任《新华时报》编辑部主任。《新华时报》是军统办的一家以反共为目的的报纸，之所以取这个报名，就是专门与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对抗，混淆视听。
自由导报社积极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参加民主运动，被国民党查禁，制造了封禁《自由导报》事件。1946年旧政协开会期间，海燕与李学民是政协陪都各界协进会新闻处的负责人，每天都要发布消息，对国民党反动政策打击很大，国民党特务对《自由导报》更是恨得要死，多次在协进会开会时扰乱会场。在旧政协开会期间，特务们还制造了沧白堂等事件。
1946年1月24日，马义突然来报社，坚请海燕、李学民和我吃晚饭（不是像马义说的那样，是海燕要请他吃饭。那些天，人都忙不过来，哪有闲功夫请他吃饭）。当时我们感到事情有些蹊跷，碰巧这天晚上协进会没有会议，为了敷衍他，我们还是答应了。
吃饭地点是国泰电影院对门的爱伦餐厅，吃毛肚火锅。海燕这个人从来不修边幅，剃一个光头，穿一件长袍。那个时期男的一般都穿长袍，穿西装的多半是有身份的人或有钱人。李学民西装革履，皮鞋擦得亮锃锃的，很有点派头。当时我有8个月的身孕，挺着大肚子。我们三人走进饭馆时，马义早等候在那里了。
这个饭馆在最繁华的闹市地段，但厅的面积不大。我进去时发现没有什么食客，而周围却坐着或站着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正像电影中的那些打手形象，我警觉起来，用劲踩海燕和李学民的脚，他们已有觉察，但都不动声色，仍然谈笑如常，品评菜肴的好坏。我可没有那份闲情了，一边用眼睛狠狠地盯着马义，一边心里想如何摆脱这个局面。吃完饭，我们四个人一起出门，马义在门口就和我们告别走了。我们三人刚走到国泰电影院门口，突然路灯停电，十多个穿着蓝色呢子中山制服装的人，一下子围了上来。
四个人夹着李学民。他们大概以为老李穿得这样洋气，肯定是苏东。
“干什么！”老李大喊起来。
“奉命逮捕，识相点。”
“我是陪都各界协进会新闻记者。”
“你干得好，老子正是拿你！”特务们见老李反抗，拳打脚踢，把他打倒在地上。一个暴徒将他压住，朝他的头、腰又是一顿乱打。老李的后脑袋被刀划破。
老李大喊：“特务打人呀！”路上群众喊起来：“特务打人！”暴徒扬言：“奉有命令，警察不得干涉！”警察要他们出示公文，他们才在人群中呼啸而去。
一个特务要拉我走。我挺着大肚子，拼命扯开嗓门大叫：“流氓欺侮女人啊！”赖着不走。周围老百姓都围拢过来，有的人责骂那些特务。我乘机脱了身，连跑带走地往七星岗方向去。
新华日报社在七星岗莲花池有一座二层楼的房屋，是专供记者住的。我径直走上二楼，碰到汪琦（刘白羽的夫人，在延安就认识，时任记者，有时也到《自由导报》来走走），我将我们出事的经过告诉她，说海燕和老李下落不明，请她速报党组织。汪琦说海燕已来过，正去打电话同各报社记者联系，请记者到现场采访国民党特务行凶的新闻消息。我心里这块石头顿时落了下来。后来我才知道，海燕趁他们抓李学民时，很快跑到停在街对面的
汽车后面，特务以为他是往前走的，跟着追上去，巧遇停电，没抓到人。海燕绕到小汽车后面，摆脱特务后，迅速去报社报告情况。
当天晚上，海燕向王若飞作了汇报。王若飞指示，利用政协陪都各界协进会的名义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开揭露国民党特务的暴行。他要海燕赶快去找老李，先到法院验伤，取得“官方”伤单，以“毒”攻“毒”。
我回到林森路母亲家时已是夜里11点了。父母赶忙起身，看我疲累而紧张的样子，忙问出了什么事。我说没有事。我悄悄叫醒了大妹林枫和小妹林雪，要她们速去中正路看看报社有什么动静。
一会儿妹妹回来说，报社街面上很安静，不像有什么事情发生过。我正准备再去国泰电影院看看，海燕扶着老李走了进来。老李伤势不轻，我问，验了伤没有？海燕说，验过了。那一夜，我们三人就在母亲家中我住的一间小房间里商讨第二天的对策。大家情绪愤慨，谁也没有睡意。
第二天，《新华日报》登出了《自由导报》工作人员被打的消息。27日下午，政协陪都各界促进会在迁川大厦招待新闻界，请李德全女士主持会议。李学民因伤重住在医院，由人在会场代为宣读他写的控诉书，说明我们应《人民周报》马义之约晚餐，出门就被特务殴打之经过。海燕和我分别报告马义请客与特务逞凶情形。
当场，章乃器、陶行知、胡子婴、刘清扬等谴责国民党罪行，要求实现“言论自由”的诺言和惩凶。联系到最近促进会在沧白堂召开群众大会时，特务多次扰乱会场的情况，新闻界一致要求当局制止这种暴行。事后，许涤新夫妇、罗叔章、朱宝粹、徐崇林等相继到医院慰问李学民。
在记者招待会上，马义没有出现，但陈兰荪以《人民周报》记者的身份为马义辩解，声称《人民周报》宣扬“民主、自由、进步”。海燕当场驳斥，说明“事实不是那么简单，马义这种幕后指使与他公开言论相反，值得民主界严加警惕”。
第二天，马义跑到我们报社，罗叔章正在里屋谈话，我怕他闯进去，推说海燕不在，把他挡在过道上。他哭诉：“我是真正主张民主、自由、进步，李记者挨打的事，不是我干的，你们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我有问题，今后我怎样做人呀！”
我厉声地说：“你真卑鄙！事情有那么巧合？你心中明白，要取得别人信任，看你以后的行动。你不要再来这里了。”我把他赶了出去。
从此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到马义。
假民主，真反共这件事情马义绝对脱不了干系。第一，吃饭是马义请客，餐馆是他订的。而特务们的行动也是有组织、计划的。那么谁通知特务的呢？
第二，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知道陈兰荪是军统特务的身份，他负责的《新华时报》攻击我们是延安抗大的，是“二排共匪”。在重庆只有马义（中共办事处的同志和我父母除外——笔者注）知道我从延安出来，陈兰荪对于这方面的情报，最有可能从他那里获得。
第三，陈兰荪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人民周报》是宣扬民主、自由、进步。我们已经知道陈兰逊是军统特务，这就有力地说明他们宣扬的“民主、自由、进步”只是幌子。
第四，陈兰荪主办的《新华时报》说海燕是民盟的（根据什么不清楚）。马义的《中共历史的见证》也说我们是民盟的，其实我们从来没有参加民盟。这就不打自招将他们之间的关系泄漏出来。
1949年，马义来到香港。他故伎重演，在回忆录中说，中共对他在香港的“围剿”是在《华商报》上发表了骂他的文章《马义救主》。这是马义抬举了自己。当时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党还没有闲功夫去“围剿”他，这是海燕等旅港进步文化人士自发组织的一次“围剿”行动。
那时我们正在香港办《周末报》。一天，作家秦牧告诉海燕，马义到了香港。海燕觉得应该揭发他，让他真实面貌在香港见见阳光。于是他提供资料，秦牧写了《马义救主》的杂文。1950年初，胡希明搜集了马义在香港活动的一些资料，由海燕写了两篇文章，分别在《周末报》和《快乐报》上发表，揭露他的假民主、真反共的面目。
应该指出，马义到现在还标榜自己是追求民主与自由的，迷惑了一些到海外的大陆中青年学人。标榜“民主”、“自由”的马义做了些什么呢？无论是《斗争十八年》，还是《中共历史的见证》，对国民党的反民主的独裁专制统治都没有加以谴责。他之所以将第一个回忆录取名为《斗争十八年》，亦表白得很清楚，他是与中共斗争18年，而不是与独裁的国民党斗争。这又从一个侧面与陈兰荪相呼应，对他主张“民主”、“自由”的真实的目的作了准确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