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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最牛校长马君武 为保护中共学生开除国民党
（凤凰网历史频道专栏作者王勇供稿）
 要问民国最牛的校长 是谁？有人会说是晓庄师范校长陶行知，竟然在白色恐怖中一连发表3篇时评，猛烈抨击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民党当局；当然，也有人会说，这算什么啊，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还敢当面骂蒋介石是军阀呢，那才叫真牛。 其实，他们两人，仅仅动动嘴皮子、耍耍笔杆子而已，没什么实际行动，够不上最牛。最牛的，还要数中国公学校长马君武。这位马校长，根本不把党中央放在眼里，竟然以人权为名，包庇“赤匪”，开除敢于和“赤匪”作坚决斗争的国民党学生，激起一片哗然，连“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蔡元培都大为不满。 现在马君武的名气，肯定赶不上马加爵，可七十年以前，那是何等的如日中天啊，号称“北蔡南马”，与蔡元培齐名，都担任过教育总长。他不但是中国第一个留洋的工学博士，精通好几门外语，出版过几十部教科书，更是同盟会章程的起草人。你说他资格老不老？有一年，党组织请他填表，他指着“何时入党”这一栏大发脾气:“知道同盟会吗？知道同盟会章程是谁起草的吗？”不仅如此，他还做过炸弹呢，反清志士进行恐怖袭击的炸弹都是他做的，把他惹毛了，给你一拳还算客气的。号称“清党”刽子手的那个陈群，以前就挨过他的一记老拳。 有趣的是，对于这样一位文武双全、性格刚烈的党国元老，居然也有花边新闻。据书法家马叙伦所著的《石屋余沈》披露:“君武少孤，事母孝，然有断袖之癖。唐桂良语余，君武之董君，君武市妇人服，使夕而衣之，俨然处子也。” 文中所说的唐桂良，系辛亥名人唐才常之子，曾经与马君武一起在东洋留过学。至于唐桂良所谓“马君武买来女装，叫他的董君夜晚穿上”之类，究竟是传言还是捏造，已成昨日黄花，没什么研究价值了。不过，《石屋余沈》称“君武少年，英姿昳丽”，倒真不假，只是后来为党国东奔西忙、日渐憔悴不复当年之俊罢了。 花絮少说，言归正传。 中国公学创办于1905年。当时，由于日本政府横蛮压制中国留学生的反清活动，近千人愤然归国，便在上海的近郊吴淞创办了这所革命的私立大学。创办之初，马君武就是教务长，胡适那时候还是阳光男孩呢，怀揣远大理想来报考，正是马君武慧眼识珠，把他那篇《言志》的作文试卷拿在手上请同志们传看，大家都说中国公学得到了一名好学生。 25年以后，胡适成为大师，当了校长，在党国已经决定要保护个人身体、财产和自由的情况下，还屡屡撰文，认为做得不够，恨不得一天之内全盘西化，被党中央点名批评，还连累到中国公学在教育部立案的问题，便借口要写他的鸿篇巨著，一走了之，请闲居山野的党国元老马君武重出江湖，接任校长。 于是，马君武走马上任了。 对于胡适任内的校规，比如不上党课、不挂党旗，礼堂里既无总理遗像、又无总理遗嘱一类的新派作风，马校长当然是赞成的。对于胡适的文友罗隆基，也放手让他在学堂上诋毁以党治国的原则，大肆鼓吹“资本主义自由化”那一套。这种只讲民主、不讲集中的光荣传统，在一代代民国文人中薪火相传，他们身为大师，学贯中西，却不懂国情，不晓得大海航行靠舵手，党国的船被他们捅得尽是漏子。 1930年10月，就在他继任校长5个月后，中国公学出了大乱子。起因很简单:一天夜晚，中国公学大学政治经济系改选学生会，为争夺领导权，国民党学生李雄被邓中邦等人当场扭打，一时间秩序大乱，“打到国民党”、“共产党万岁”的口号不绝于耳。朗朗乾坤挨了打，试问今日之上海，究竟是谁家之天下？吃了大亏的李雄十分郁闷，在同学严经照的陪伴下，连夜向当地党部举报邓中邦、魏佐翰，林宏亮、张国辉四人为共党分子，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当即出动军队来校搜查，邓魏两人被捕，另两人在逃。 按“一党专政”的观点来看，学生会当然应该掌握在国民党手里，殴打国民党当选人更是“罪加一等”。谁执政，谁当选；谁打人，谁受罚，不就把一场风波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了？按这样的立场处理问题，才是在政治上和党国保持一致。岂料，马君武闻讯学生被抓后，却认为“以学生竞争学生会选举之故，竟敢诬反对方面或彼等所不快意之人为共产党，欲断送其生命，手段太过残忍”，便出面担保。结果，牢里的板凳还没有坐热，邓中邦和魏佐翰便在第二天大摇大摆地回来了。 更为离谱的是，5天以后，即10月19日，马君武召开全校大会，掏出名单，当众宣布:将“害群之马”的李同学和严同学除名！ 他在会上训话道:“同学相处，应如兄弟手足一样，相亲相爱，纵有任何纠纷，解决不了，理应向学校报告设法处理，怎可因竞选失败，几个人凭一本党证到驻军谎报，陷害同学？而大学是研究学术场所，神圣不可侵犯的，驻军不应该不经查明，不透过学校当局，深夜来校抓人，如果此风一长，学校的秩序如何维持？学生的安全有何保障？我身为校长有责任维持学校的秩序，保障同学的安全，对挟怨陷害同学的害群之马，不能不予以严厉的制裁！” 那么，到底是陷害他人、还是举报有功呢？这是问题的关键。马君武认为仅凭一本党证去告发，就是谎报；此外，还有900多同学联名上书教育部，称驻军“并未查得任何证据”，李严两人因私愤告密，“手段过于残酷”。但另一方面，却又有证据表明并非冤案。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呈文党中央，以勿容置疑的口吻指出:“案查中国公学内共产党徒及国家主义派等反动份子，潜窃盘踞，秘密活动，业经查有实据，无容讳饰……邓中邦系吴淞区内cp负责人，前曾参加广州暴动，凿凿有其经历”。当地党部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也说:中国公学为共产党在吴淞一带之大本营，反动标语及传单早属司空见惯……本年暑期间长沙事件发生后，该邓中邦即携党徒潜赴长沙，加入工作……又查该校学生张国辉亦系cp重要份子，本年五一节纪念时，曾在上海南京路散发传单，参加暴动，被工部局拘捕，移送苏州法院监禁多日，经马君武设法保释有案。“ 而且，当天夜晚，驻军的确在邓中邦、魏仕翰两人宿舍室内“搜出共产标语，及中国共产党青年团吴淞执行委员会印刷品”，挟嫌诬告一说并不能成立。 就这么一起很简单的问题，马校长硬要对着干，是他不知道cp为何物吗？他当然知道。中国公学内就有学生因家在苏区被共了产、打了土豪而不得不申请补助的事情。但在他心目中，人权第一，党国第二，为了保护人权，就顾不上什么党国的百年大计了。 不仅不制裁cp份子，反而打压党国学生，中国公学俨然成为革命根据地，马君武牛不牛？ 10月底，在中国公学董事会作出马君武辞职、于右任继任的决定后，马君武就是不让位，拥护他的学生屡屡以罢课相助威，并向于右任孟浪起哄，牛不牛？ 一连两三个月，面对上海市党部、教育部、国民党中央训练部的再三抗议，这位马校长就是不恢复李、严的学籍，还当众大摆老资格，羞辱他俩说:“当年我追随总理首创革命的时候，他们父母的精子和卵子都还结合呢。”牛不牛？ 最后，连蒋总司令出面都不顶用。学潮期间，马君武去了一趟南京。那时候，老蒋--哦，在马老面前应该称小蒋--还兼任教育部长，为了表示对这位党国元勋的敬意，设宴款待。史载:“席间，蒋介石要马君武解除罗隆基等进步教授的职务，马君武坚决拒绝，对所谓党义课问题亦不让步，于是愤然返回上海。” 想当年，朱元璋杯酒释兵权，如今蒋总司令的“鸿门宴”还只是让他上一门党课、炒几个人鱿鱼都办不到，你说马君武算不算民国最牛的校长？ 牛得让蔡元培都看不下去了。 蔡元培时任中国公学董事长。向来与人为善、从不轻易发脾气的他，这一次真的动怒了，在与拥马派的交涉中态度异常强硬，对校内不挂党旗，不挂总理遗像，不读遗嘱等现象大发脾气。当学生代表向他咨询是否维持校董会原案的时候，他斩钉截铁地回答:“校董会的决议案当然得维持，决没有自己决议，又自己推翻的。” 其实，所谓牛不牛，要看对谁。当穿鞋的遇到光脚的，就只有受窝囊气的份了。12月末的一个下午，李雄、严经照率领几十名手持木棍的青年冲入学校，攻占校长室，封闭大礼堂、教室及所有办公室，不让他上课，并与拥马学生大打出手。马君武只得干瞪眼，李同学、严同学的学籍早没了，还有什么好开除的？开除他俩的球籍吗？他又不是上帝。想扔几个炸弹？可旁边就是一个营的炮台守军，炸弹比他更多，真打起来谁吃亏呀？ 于是，马君武无可奈何，也来了一个走为上计，回家搞他的译著去了，丢下一个乱哄哄的破摊子，不管了。 对于马君武捅下的漏子，国民党各级党组织的震惊和震怒可想而知，其危害性也是看得很清楚的。风波初起之时，中国公学所在地的基层党部便向全国发出通电，抨击马君武包庇反动、压迫党员、潜谋不轨，号召社会各界-致声讨。上海市党部怀着愤懑的心情致电党中央，说“若严、李两同志以检举反动而致学籍开除，本党坐视不予援助，则何以慰检举者之心；即有知反动之秘密者，行将裹足，不敢告发。”曾参与封校行动的国民党籍学生王国屏更是恳请党中央严惩马君武，发出“设不予以严厉惩治，党国前途，殊堪危虑”的忠告。国民党上海训练部也在一份调查报告中愤怒指责马君武“视本党如仇敌”，“实为罪魁祸，万难再予宽容”，提出“毒蛇螫子，壮士断腕，镇压反动，在此一举”的处理意见。 不过，对于种种的严惩呼声，国民党反动派依然走的是“正常程序”，即维持校董会决议案，改推邵力子为校长、朱经农为副校长，李同学转入中央大学，严同学恢复本校学籍，这场轰动一时的学潮才在第二年年初暂告平息。 马君武啥事没有，依然悠哉游哉，晚年为振兴桂剧，力捧花旦小金凤，赋诗一首:“百看不厌古时装，刚健婀娜两擅长，为使梦魂能见汝，倚车酣睡过衡阳。” 至于中国公学，本已负债累累，经此一折腾，师生大量流失，再也没有恢复元气，抗战期间仅在重庆开设中学部，培养出来的人才只有一个有江姐。 此是后话，不提。 邓中邦:广东五华县人，生于1903年，1926年入党，中国公学停办后于党组织失去联系，回乡任教。 李雄:1904-1978，浙江缙云县人。1935年起任国民党福建省党部秘书、组织科长、书记长等职，后去台湾，任监察院参事、革命实践研究院辅导委员、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委员，并兼任政治大学、台湾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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