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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教脉)几江中学280年办学史:底蕴雄居重庆第一——兼谈重庆市250多年前最早“校训”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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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江中学280年办学史:底蕴雄居重庆第一
——兼谈重庆市250多年前最早“校训”
作者:谭蘅君  谭云籍

重庆市哪所学校办学底蕴最深厚?

答案是江津几江中学校。

花落江津并不意外。江津教育受上流成都、眉山、宜宾、泸州等影响,创下了重庆市教育史上的多项第一。比如,重庆市第一座文庙,重庆市第一位进士,重庆市第一座书院等等。

成都自西汉文翁兴学伊始,就开启了地方政府创办官学之先河,其教育文化领先全国。

江津几江中学的前身是几江书院,虽然校址三迁,但名与实一以贯之,至今280年办学历史,雄居重庆市首位。

创建几江书院:远绍绝学

明末受张献忠屠川影响,巴蜀之地几绝人烟。直到康熙癸亥年(1683年)学校工作方始重建。

几江书院创建于乾隆辛酉年(1741年),至今280年,比重庆七中(前身为东川书院,始建于1758年)早17年。

《江津县志•学校志》记载了当时创建书院之初衷,乃在于流风未远,传承文脉,远绍绝学:江津学校从1683年开始重建,58年后几江书院创建。近期扩大建校规模,使培养文士不再担心没有地方。真正值得担心的是学生们埋没于时趣,追求时尚,对于古先贤三物(六德、六行、六艺)之教,四术(诗﹑书﹑礼﹑乐四种经术)之崇,却不愿深入研究。语言文字之外,毫无躬行心得之实。如此迷茫下去,学统行将绝灭。广泛搜集,远承古人文脉者,还有何人?

不应该辜负圣朝培育人才之雅意啊!

想那朱熹白鹿洞书院的院规,分年月进行设计,课程稳定,经义治事分类完整,已经形成书院传统的通行规则。众多学子洗涤磨炼其中,究心于明体达用之学,我知道人才辈出,都会因为好运气而兴盛起来。

《江津县志》原文为:“国家崇儒重道,谒祀阙里,临雍释奠,读孔子以及颜曾思孟,各赞洙泗心源,默默相印。广厉学宫,肇开书院,所以乐育人才者,至矣。津学自康熙癸亥重建,几江书院创于乾隆辛酉。近复廓而大之,造士不虞无地,所患学徒汩没时趋,于古先圣贤三物之教,四术之崇,不加讲究。语言文字而外,毫无躬行,心得之实茫茫坠绪。远绍何人?不重辜圣朝育才雅意耶!

“夫朱子白鹿洞规分年月,课程安定,经义治事分齐,造就成规具在。多士濯磨其中,究心于明体达用之学,吾知人才辈出,咸应景运而兴起矣。”

《县志》所述学生追求时尚,文脉恐绝,文化传承断裂,几乎是历代战争或政治运动之后必然的恶果。

兴学办校的目的,就是传承文脉,养育人才,风化民众。

几江书院,最初在城隍祠左边,原菜市街小学位置。乾隆6年(1741年),时任县长兼县委书记杨纯伯同志基于培养人才的强烈愿望,率先创建,但未竣工,公元1742年代理县长胡观海续修完成。

随后历代县长多有维护。

乾隆九年(1744年),县长彭维铭同志扩充增建。乾隆17年(1752年),彭县长又捐献正俸之外的养廉银169两,加上前任县长张志和承办公项存银970两,购买校田,置办校产。

《江津县志•地理志》记载了古人对江津老城的风水认知。江津最佳风水地有三部分:一是县衙区,即现在老公安局。从北周孝文帝元年(557年)县治迁移至此,到90年代因城市扩建而迁出,1500年间,此地作为江津县衙从未改变。

二是宫庙区,东西从七贤街到通泰门之间,南北从城隍街到怡然街,历史厚度几乎与县治相同,千多年来,一直是江津人民的精神信仰中心。字圣庙、万寿宫、关帝庙、清廉祠、文昌宫等代表中国人价值观的庙宇,全部聚集于此。它前面有道最重要的城门,叫“迎恩门”。

三是文庙区,即现在的魁星广场。从公元1065年建庙至今,一直保留。

所以,当时将几江书院建在城隍祠左边,对于那个时代的价值观来说,是占据了江津难得的优质吉地,可见杨县长对几江书院之重视。

重庆市最早校训:学一也

乾隆32年(公元1767年),江津人爱戴的曾受一县长对几江书院再次增其旧制,并写下《新建几江书院前厅记》。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250多年前的办校雄文,它提出了几江书院的校训。

文章首先展示当时朝廷兴学的政治任务:“圣天子兴学佑文,加意造士,敕令各省创修书院,延师训课。”

接着叙述之前县长们的各种努力:前县长杨纯伯、胡观海等同志,先后建成讲堂、后堂各三间,左右两侧房屋十间,学生们在书院学习生活,乐在其中。

然后写自己刚到江津,即创作《劝学百韵示几江书院诸生》数篇,与学生们切磋互勉。这些韵文还是有一定的可读性。

比如:“鼎山硉[lù]兀(山石高耸)位南郭,远来播域雄东蜀。岷江迢迢此际会,湾环似几流津澳。山水清奇钟伟人,历数前贤难更仆。明季兵燹邑凋残,学舍陵迟茂草鞠。藏修无地士零星,家自为师人自学。前令杨君创书院,齐居频修犹嫌促。尔来生徒渐莫容,为建前厅规式廓。从此精舍益恢宏,岁延名师以课读。英才济济聚此间,希风武夷与岳麓。”叙述了几江城的地理特征(鼎山高耸)、彼时文人对江津龙脉的认知(来自遵义)和人杰地灵之状,以及创建几江书院情况等。

图注:《县志•学校志》曾受一县长《新建几江书院前厅记》

但考虑到书斋狭小,不能容纳更多学生。于是在1767年又增建前厅数间,扩大规模。然后提出观点:“士不虞无地,所患者用心之误,致力之差,学其所学而无当于古人之学也。爰进诸生而告之曰:学一也。”

读书人不要担心没有学习的场所,应该忧虑的是聪明没用在学习上,缺少努力上进的精神,虽然学完了所有功课但却达不到古人学问的要求。因此告诉进校的各位同学:学习重在专一。

几江中学的核心校训由此诞生,“学一”两字,字字千金。不仅适用于乾隆朝,也适用于现在和将来。

这是250多年前江津县长兼县委书记曾受一先生专门撰文提出,比现在许多学校的校训由校长或个别老师率性复制粘贴,强之何止百倍也!

什么是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就是挖掘传统文化中具有普适性的古人思想。

“学一”放到更宽广的文化层面看,它继承了荀子《劝学》中的“用心一也”的观点。

“学一”当然还有多种含义:学与心一致,绝无旁骛;学与志统一,一以贯之;学与天赋一致,后天努力发挥先天优势等具有育人意义的阐释。

为什么要提“学一”?曾县长针对当时学生情况,指出“学之志与其学之功则不一,志岐于前,功别于继,迨(及)其终而所就,因之各殊。”

这是历代都存在的问题:学生的志向与用功程度不同,最后取得的成就,自然各各有异。

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就一定要为成为这样的人去努力。文章由此提出“是不可不辨之于早也。”

曾县长运用打比方的说理方法,举南游北游为例。到南边或北边是其“志”,百里之程皆其跬步其功。去南边人,日积百里,不数月而到广、交二州(今广东、广西、海南、云南南部、越南等地)。同样,去北边的人,日积百里,不数月而到燕国、代国所在地。

学者之为学,也如此。

文章再举朱熹邀请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作“义”“利”之辨为例。陆九渊说“今之学者,自少自壮,自顶自踵(脚),无非为利。”其实是用君子小人的成就来讲“义”“利”之不相为谋,就像去南和去北相差万里一样,“志义必求尽乎义之微奥曲折”,同样,“志利必求尽乎利之微奥曲折”。“犹之南者,不至极南不止。之北者,不至极北之不止也。”他们都在为自己的目标奋斗。

当代人说“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这其实是精致的利己主义,是从“利”的角度。

古代君子是“主观为社会,却客观为到了自己”,这是天下公心,是从“义”的角度。

然后举子张、曾子、华歆、管宁等仁者为例,说明古者之风范。

再对比当时:“今学者志气不立,辅佐乏人,名利之说日薰于中,直谏之友罕观于外,所谓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茫然不知所志所学之为何事?欲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忠君孝亲,明体达用,出则有猷(谋划)有为,处则守先待后,何可得也?”

同时反驳“使诸生不得为科举之学乎”?程朱大儒,早年皆出自科举登弟也。

因此引白鹿洞书院所讲“义”“利”之辨,以正士趋:“诸生诚能定志于始,程功于继,使他日成就伟然,在朝不愧纯臣,在野不愧纯儒,无愧盛朝作人雅意,是则予之所厚望也!”

如此,曾县长数百年前,以一篇《新建几江书院前厅记》,为几江中学提炼了极其厚重的两个词:学一,定志。

如果想更简洁,就直接用“学一”。如果想当代人读得更明白,那就两个词皆用。

希望它成为几江中学的校训,继承“校脉”“学脉”与“教脉”。

也希望这篇文章,直接用曾受一县长的真迹,挂在几江中学的会客厅,成为几江中学最有底蕴的见面礼。

重庆市还有哪所学校有这样厚重的传承?放眼全国,又有几所学校能拿出250多年前的校训真迹?

当然,几江书院曾更名为几水书院,因此几江中学在新时期拟定校训时,将道家水文化和儒家精神结合,确定为“上善若水,厚德载物”,也吻合学校底蕴。

但这样的表述太时代化,平面化,同质化,许多学校都有类似词语,它缺少校脉个性和校史特色。

“学一”二字,重在有根。

几番坎坷:名实相符,三次迁移

几江书院280年岁月,几经沉浮。

曾受一扩建之后,到嘉庆九年(1804年),县长徐鼎重修,刊《史学提要》于藏书院。过了26年,道光十年(1830年),因黄金地段空间限制,县长朱琦将书院从最初的城隍祠,移到县政府东面的考棚一侧,规模大增,教室窗明几净,学舍光亮宽敞,书院焕然一新。同时捐养廉金200两,增修正厅和左右房于讲堂后。

图注:《县志•城图》所示考棚和几水书院位置

几江书院从彭维铭县长起,经历任县长添置产业,每年略计租息三百多石,作为办学费用。

为了管理好几江书院校产,在国子监读书的潘垺同志,专门写了一篇《几江书院岁支条规碑记》,对山长(院长或校长)束金,诸生支出,名师聘金等各种费用,详列条规,“勒之坚石,以为久远”。

但随着近代西学东渐,各地创办新式学堂,江津全县中小学大增,急需教师。光绪三十年(1904年),乡人程德灿、杨世钦、夏风薰等提倡改几江书院为“师范传习所”,县里许多教师皆出其中。

但第二年改为“劝学所”,所有田房租息,改由“劝学所”接管为教育经费。

“劝学所”是中国近代地方教育行政机构,相当于现在的县教育局。从内容来讲,“劝学所”与几江书院在内涵上已经殊异,或者说是性质有所改变。从政治来讲,完全是抢夺几江书院财产。从行政来讲,几江书院升级为教育局,是一种提档,但相对来说,可能文庙更适合变成教育局,毕竟历朝“学署”均在文庙办公。

可以说,此时几江书院文脉,已经实质性中断或半中断(“劝学所”属教育系统)。程德灿、杨世钦、夏风薰等人虽为彼时江津教育贡献不少,但对于几江书院来说,却是罪孽杀手。

后浪终于把前浪拍死在沙滩上。好在更后的后浪,可以评价当时后浪们的行为。

对比一下:几江书院迁到考棚一侧50年后,1880年聚奎书院建成,晚几江书院139年。几江书院改为“劝学所”后两年,1906年官办江津中学诞生,晚几江书院165年。

这就叫底蕴。

几江书院校址,1917年被驻军所占,“门壁损坏几尽”,于是“劝学所”移出,迁往前清学署(清朝教育机构办公地)。两年后,校址被创建于民国8年(1919年)的中区高等小学迁占。民国36年(1947年),校名又更改为城守镇第一中心国民小学。1956年更名为四牌坊小学。

几江书院的文脉,直到1982年,方为“几江初级中学校”所续接,中间形成78年断层期或半断层期。1986年,经四川省教育厅批准,更名为“四川省江津县几江中学校”。

由几江书院,到更名为几水书院,最后复名为几江中学,在名称上重新回归原点。

任何一所学校,历史底蕴是否前后相承,关键看名与实。

即名称上是否相同,内容文脉上是否一致,而不是仅仅看校址。就如四牌坊小学就在几江书院旧址,但它自有它的文脉。它不是旧址上新建,而是他地迁移,自然不能继承几江书院史脉。

有的学校历史底蕴深厚,是同一地址连续办校,或同一地方多次迁址办校,中间因战乱中断,甚至名称也几度变化,但最终回归原点,这类也属教脉相承。

比如成都石室中学。公元前141年蜀郡太守文翁创办了地方性学校“文学精舍讲堂”,后人为了纪念他的功绩,历代称为“文翁石室”,这一名称的改动属正常现象,也算是回归原点。但公元194年,成都发生“州夺郡学”事件,文翁石室被改为“益州州学”,则属于夺名抢权。

最血腥的还是战争造成学校文脉中断。

公元1236年,蒙军攻下成都,随军巫师占卜时见四只乌龟全然不动,便解说为成都民心不归,是四绝死地,不会超过二世,建议血洗。于是蒙古统帅皇太子阔端下令屠城,数十万民众被“火杀”(也有说成都知府贺靖统计尸体140万具,为世界之最),成都数十年间沦为鬼城,办学自然中断。

明末清初,张献忠入川,短短三、四年时间几乎将成都杀了个遍,然后一把火,成都尽成焦土。1674年,吴三桂又和满清争夺四川,进行了七年血战,成都十年征战,白骨满地,虎行于街,蜀脉尽绝,“文翁石室”自动断裂。

所以,历史越久远的学校,可能断层越多,每次断层的时间长度不一,这属正常现象。

到近代,“文翁石室”改为“锦江书院”(1701年),名称变动,属于异常。到现代,与几江书院一样,变成了“成都府师范学堂”(1902年),不但名称异动,功能上也成为培养教师的基地,文脉再一次断裂或半断裂。1904年改为“成都府中学堂”,名称虽然偏离原点,但内容已回归。

19402月,国民政府终于想起这里原来叫“文翁石室”,于是赶紧更名为“四川省立成都石室中学”,中间239年出现偏离或半偏离。当然,这又一次回到“州郡之争”,于是1983年,四川省政府恢复旧名“成都石室中学”。

历经2100多年风雨,全中国官办历史最长的学校,终于涅槃重生,再续文脉。

几江中学同样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它最初的校址在江津东门文化馆,1938年欧阳竟无将1922年创建于南京的“支那内学院”迁至重庆江津民众教育馆(文化馆),建立“支那内学院蜀院”,自搭院舍,沿习“讲学以刻经”之旧规,这是民国时期居士佛教最重要的学府。

抗战胜利后,1947年蜀院院长吕澄返回南京准备恢复“支那内学院”,但未能实现。19529月“支那内学院蜀院”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学院停办,将全部地产、房屋、设备、藏书、刻版以及基金等移交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接收。

至此,蜀院打上句号,校史清清楚楚。

一所佛学院,有自己完整的校脉,更何况,它仅仅是避战迁移至此。因此不能说几江中学的创办者是欧阳竟无,如果这样认为,那就闹笑话了。

佛家人不打诳语,欧阳竟无先生肯定也不会同意。

其实,19389月,同时迁入江津东门文化馆的还有“旅宜四川中学”,时任校长程锡垣。抗战胜利后迁回,其校脉与蜀院一样,清晰独立。

同样,你不能认为几江中学的创办者是程锡垣同志。

图注:《江津县志》民国版所载抗战时期各地中学迁入一览表

抗战时,江津文庙处曾创办“几江女中”,在名实上有一定吻合,性质上属于私办,不久解散。

图注:《江津县志》民国版所载抗战时期江津新办中学一览表。

新中国成立后,江津民众教育馆(文化馆)所在地还办过“江津专区文化干部学校”、“江津专科学校”等,但均与几江书院在办学精神和名称上难以契合。

直到1973年,此地重新兴建“四川省江津县城关初级中学”,在内容上回归了几江书院的基础教育属性。

1982年,城关中学扩建,教育主管部门终于想起了江津几江书院,于是赶紧更名为““四川省江津县几江初级中学校”,让200多年前的几江书院,终于在新的历史时期,以符合时代要求的面貌,重获新生,续接血脉。

随着城市扩张,学校招生规模增大,20088月,几江中学整体迁入江津东部新城。

换一个角度,江津民众教育馆(文化馆)成立于1934年,虽然文化馆与学校在性质上不同,但在精神上还有一些相通。

如此,几江书院完成三次东移:从最初的城隍祠迁至考棚一侧(现在四牌坊小学处),为第一次。由考棚一侧迁至东门广场文化馆处,为第二次。由东门迁到琅山,为第三次。

几江中学琅山新校园内有一条幸福河,从校内西北角向东南蜿蜒写出一个“几”字,然后从东北流出,注入长江。这个“几”字,成为校园天然LOGO

至此,几江书院占地近400亩,成为功能齐全,融古汇今,雄居重庆办学历史第一的现代化学校。

也使江津成为拥有聚奎和几江两所活书院的教育大区。

责任:永久保留“几江中学”校名

江津书院很多,且不说重庆市最早的五峰书院,也不说两广总督张铉读书的石蟆游心书院,单说光绪年间,就有桂林书院、钟山书院、余庆书院、双峰书院、育才书院、莲峰书院、凤鸣书院、文峰书院、聚奎书院等等。

其中几水、聚奎、育才、华峰等合称“江津四大书院”。几水书院、聚奎书院闻名重庆府。

但真正传承下来,依然名实相符且未断裂者,只剩下聚奎和几江。江津双福育才学校虽然与育才书院名称相符,但办学“校脉”迥异。

因此保存校名,就是保护江津校脉、教脉和文脉,这是江津每一个人的责任。

但是20075月经重庆市教委批准,几江中学更名为“重庆市江津田家炳中学校”,原校名仍然同时兼用。到2014年,则只允许使用新名,“校脉”再次中断。

只有江津本地民众仍然称其旧名,保留着那份念想。

田家炳先生是最值得尊敬的慈善家,特别对教育事业不遗余力奉献一切,被称为“中国百校之父”。他的慈善精神与回报祖国的品质,可谓感天动地。

但相信田家炳先生无意将他支助的学校,全部改为由他名字构成的校名,更不会因此去中断一所拥有几百年校史的历史名校。

比如田家炳先生支助过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大学、安徽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四川大学、西华师范大学等高等学府,但仅仅在该校为他支助的教学楼命名为“田家炳楼”,而不是将所有大学,全部改为“地名+田家炳大学”模式。

许多因城市扩张而新建的学校,本来没有多少底蕴,本着继承田家炳先生慈善精神的愿望,可以冠以田家炳先生名字,以表达对这位世纪巨人的景仰。

但几江中学这样文脉绵长的学校,如果因为接受一定捐款就更改校名,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讲,都是极大的遗憾,给后世留下一声叹息。

想想,如果因为接受捐款,就将清华、北大,或哈佛、斯坦福、牛津改名,会是什么结果?

江津教育最大的财产传承之一,就是聚奎和几江。各级政府和各界人士有责任和义务来保护它,就像保护自己的姓氏和灵魂一样,这是江津教育的根脉。

希望相关部门与田家炳基金会协调,恢复“几江中学”原名,但可保留在田家炳学校系统内,永远作为系统之一员,以发扬田家炳先生的伟大精神。

280年来的先贤们都看着我们呢!

深厚的文化底蕴,深刻的文化认知,丰沛的文化精神,较高的文化品位,鲜活的文化生态,时尚的文化前瞻,灵性的文化体验,独特的文化风情,生动的文化特质,丰美的文化语言,是文化作文千年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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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20-11-12
在几江书院诞生280年之际,完成此文,真属天意!并以此缅怀280年来为江津教育做出贡献的所有江津教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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