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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文脉)第一研究:从一记一赋看上游文人的川江审美观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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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使用道具 楼主   发表于: 2022-10-30

第一研究:从一记一赋

看上游文人的川江审美观

谭云籍 谭蘅君

作者按

长江江津段不少文人写过诗词歌赋,这些文人有本地人如江渊、钟云舫等,有外地人如张问陶、范成大等。不同的眼光看怒涛排空,声震百里的江景会产生不同的感受,笔下的江水也会或婉约或磅礴,或惊叹或惊恐,体现着不同的审美取向。本文从《江津县志》上取一赋一记,看江津文人和相邻的永川文人笔下的江津段长江险滩,各展示了怎样的审美体验?是否体现了巴人群体的某些共同特质?


千里川江为长江上游,水势奔涌,湍流呼号,浩浩荡荡,声若惊雷,多显江水之雄奇。

苏轼从老家眉山出川,川江为必经水域,因此面对大江东去,有了“乱石穿空,惊涛拍岩,卷起千堆雪”的描写。这恐怕更多来自长江上游的体验,毕竟长江在黄冈段已经变得多少有点温顺平缓。

苏轼《赤壁怀古》作于1082年七月。《赤壁赋》作于七月十六日,那时的赤壁只有“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的场景,绝对没有词作中的波涛翻卷之状。

杜甫流寓上游奉节,一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也只是从空间上写出长江之无穷李白在安徽芜湖的天门山,一句“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也只是写出了山的强势刚硬,水的无奈回漩;在白帝城遇赦,“千里江陵一日还”“轻舟已过万重山”,也只是写出上游水速之快,未有川江不羁豪放之态。

而在《荆门浮舟望蜀江》时,唯剩下“江色绿且明,茫茫与天平”,突出中游水量较多而已。完全没有“涛似连山喷雪来”“浪打天门石壁开”的雄壮之美。

至于豪放派词人辛弃疾,可惜一生未到过上游,只能站在长江尾巴上的北固山,呤出一句“不尽长江滚滚流”,据说是化用杜诗,却化不出上游雄风。

宋代李之仪《卜算子·我住长江头》,一句“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长江上游川江,突然变成万种柔情,情人眼里的江水,都是柔柔的思念白居易《忆江南词》中的“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直接避开长江,是地地道道驯服后涂脂抹粉的苏杭之水,虽然他在重庆忠县当刺史2年,却因精神上暗恋杨贵妃,天天试种荔枝,根本没心情体验上游的壮美河川。

还不如崔季卿的“八月长江万里晴,千帆一道带风轻”,多少有点壮阔味道。黄庭坚到过上游,还去过江津、泸州、宜宾、乐山,绝对领略过上游川江之险,但一句“长江淡淡吞天去,甲子随波日日流”,毫无其师东坡先生的豪气。

因此,有必要看看正宗长江上游文人的川江审美观,也许会有不同的水文化味道和人格特质。

一、《大矶赋》:审其精神,抗为雄伟

本文选择《江津县志》记载的两篇写江津段长江水域的文章,一篇是永川人罗洪载的《大矶赋》,一篇是江津人夏泽的《黄石龙记》,这两处均在县志里列为“险滩”。

一篇赋,以夸饰奔放的笔法张扬了川江雄壮之美。一篇记,以记实朴素的笔触,写出了江津文人智斗险滩,淡泊名利的高洁品质。

《江津县志》载:“大矶脑(硇),在松溉下,大水险。”

古汉语将水边突出的大石称为”,大矶脑(硇),自然是江边特别突出的大石头。

(一)《大矶赋》的写作背景‍

《江津县志》载有“明户部员外”罗洪载的《大矶赋》,那么罗洪载是何许人也?

族谱记载为:罗洪载,字道舆,号浒矶,明正德己卯举人,庚辰进士。仕至户部主事,释褐即疏劾肖敬,直声震于朝。著有《浒矶文集》五卷,邵宝(《明史·列传第一百七十)二泉(邵宝别号二泉居士)诸先生曾赠公诗文。

正德己卯是公元1519年,庚辰是公元1520年,距今500多年。

查《明史》,有“户部主事罗洪载”。查《四川通志》,记载为:“进士、户部主事”。

海瑞也曾任户部主事,为朝廷基层官员,但比员外郎要强,相当于现在财政部、央行、税务总局、民政部的下属官员。

进士出身,跟苏轼们相同。至少写作能力绝对全国前列,否则在以八股定乾坤的科举考场,肯定拿不了进士文凭。

罗洪载为永川人,出生于著名的松溉古镇之罗氏家族。松溉曾两次作为永川县政府所在地,更是水陆货物集散地,人杰地灵。罗氏为当地望族,曾出过状元1人、省元1人、解元1人、进士11人、举人13人、贡生20人。

罗洪载所写的大矶在哪里呢?

除《江津县志》所记外,清光绪《永川县志·舆地·山川》也有记载:

“松子溉,邑之雄镇也。商旅云集,设有水塘汛,查缉奸盗。又下曰东岳沱,深数十丈,石刻‘澄江如练’四字(郡守陈邦器书)。沱上北岸,有后溪水来注之。东岳沱之前,曰哑巴溉,水最险恶,往来舟子不敢作欸乃声,故此以名。其下流有巨石立江边,形如虾蟆。水涨及虾蟆口,船无敢上下者。过此为大矶硇滩,江流至彼,乃入江津界。”

现在清楚罗洪载写大矶赋的原因了:因为大矶在永川松溉下面的江津朱杨镇水段,离他家很近,又颇有险名,因此一个永川文人便写了江津河段的大矶险滩赋。

大矶距松溉太近,行政区划却刚好是交界处,看起来又那么远。

(二)《大矶赋》写了什么?‍

走进《大矶赋》,首先是序言:“大矶,九矶之首矶也。在松矶东南,远见巨石横江,然未尝一至也。每夏,江水泛溢,声震百里,艛艪上下断绝,盖绝险矣。时夏,予系艇而观焉,因为之赋。”

我们怀疑“松矶”或为“松溉”误笔。序言介绍了大矶的位置,一个“横”字,说明是大石插向江中,阻拦江水。夏天“声震百里”这种场景,肯定是长江下游无法体验到的壮丽景象。

首段“予观大矶之奇也,发乎石笋之支,镇乎岷江之口。”写出大石来历,属于华莹余脉之云雾山脉分支下的石笋山的延续。

石笋山,分阴阳两山,阳如男根,阴如妇乳,对峙而立,乃道家名山。沿此山有一溪,叫圣水河。石笋山延降至圣水河与长江(古时叫江)交汇处,最后沉于江中。

罗洪载叙述为:“其来也,或耸而为峰,或委而为坡,或深而为阜,及其底于江也。

这石滩有多大呢?

“远见巨石崭崭,截江之半,横亘而孤峙,若虎之伏,形若龙之骧首。”占了长江一半的宽度,远望巨石高峻突出,形状如老虎低伏,如长龙抬头。

罗洪载写出了秋夏不同的水态。枯水期时,“当秋至而水落,江过其下,静若镜光,厥波不扬。两涯(相距)曾不里许,若寻丈之可量。”站在石矶伸入长江的末端,离对岸不到一里,好像很容易就可测量其宽度。这时的江水很温柔地从大矶石下面流过,水波不兴,平静得象一面镜子。

但春潮一涨,夏天一到,则是另一情景:“及夫春气融,夏日烈,雪山颓,冰壑决,注雨连昼,百川奔溢。”

雪山融化加暴雨连天,百川汇聚长江,江水终于变得暴戾张扬:“江于是乎潏潏漰漰,排天浴日,傍溢弥望,陡起千尺。冯夷喜而叹洋,天吴骇而丧魄,放千里而下趋,忽此矶之见阨,鼓万顷之漰涛,战数仞之巨脊,若劲兵之,势不相下,气不相伏,而力足相抗也。”

这是一场劲兵与强敌的战斗。河神冯夷兴奋地感水如汪洋泛滥,水神天吴则吓得惊魂飞散。

于是罗洪载开始描述这场大战最精彩的场景:“于是时也,江欲冲石而东注,石欲抗江而西折,勇心不回,斗气愈杰。其怒也,摇地轴而欲动;其号也,震天枢而若裂。日月为之薄晦,风云为之惨恻。巨鲲化而渤澥迁立,飓母猛而风沙四塞。驶万雷于九霄,鼓三军而一决。轰百里而聋瞆,压千峰而踬跌。盖江之最险,而观之奇绝也。”

这比苏轼笔下的赤壁更见风采:水与石的精神和斗志全出来了。不仅仅可以感受到地动山摇,听到如万雷轰然聋瞆的声响,还能近距离看见水雾弥漫,隐没日月,体验风云变色,山峰晃荡,灵魂出窍的惊险感受。

对比郦道元的《三峡》,“夏水襄陵,沿溯阻绝”,也只是突出江水之疾,未有如此骇人场景。

作为一篇赋,罗洪载深得起承转合之妙,马上宕开一笔,将大矶与钱塘大潮、砥柱石、瞿唐峡三者对比,认为“三者天下之至险也。曾不知此矶之险,殆有甚焉。

对于见过其他三险的人来说,经此比较,马上能领会大矶险到何种程度。

至此,罗洪载开始由形转到神,提炼出大矶的精神品质:“不但争衡而颉颃,予于是又知夫天下之事所谓奇特者,必有激于不得已,夫然后舍其庸常,抗为雄伟,插八翼而天飞,惊一鸣于众耳,功足以盖当世,名足以垂千祀。”

万物也罢,人也罢,都是在环境逼迫下,不得已而奋起。只抗争,“舍其庸常”,才有建功立业,千载享祀的机会

因此,“奋发于困阨(困苦危难),振掉乎险阻,拂(弼)其志而后通达,穷其身而兴起。”这是人成就其生命高光时刻的必经之路。

这几句,怎么看都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相似。

作者最后感叹:“彼区区之流俗,玩易故常,莫不神阻气折,颜汗而心死。”见过生死博弈的水矶血溅长空的景象,再对比社会上流行的风俗习惯,那些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之人,哪有如此壮美的人生?实在是汗颜得令人无地自容。

淼淼茫茫,千里就下、与天同光”的江水,遇此大矶,“忽然天地而震响,咤风霆而飞扬皆因大矶奋发抗争之精神。

表面写大矶,实写人生之悟也!

(三)巴渝文人的阳刚审美观

这就是川江上游文人对江水与大石碰撞激发的豪情壮志的赞叹,从更深的文脉去探索,它体现了巴人阳刚勇武的精神内涵。

巴文化圈,从川南来说,起自宜宾,包括泸州、永川、江津等沿江城市。

中国历史上最能征善战的民族,历来有“北蒙南巴”之说。巴人在中国历史上一出场就是牧野之战的先锋军,以其奇特的军舞战法,令“殷人倒戈”,实现商周易代,改写中国历史。随后助刘邦入三秦,取得楚汉战争的胜利,巴渝舞进入汉宫,涵养了汉朝“虽远必诛”的强悍精神,巴人获得朝廷免税权。

进入南宋,钓鱼城一战,巴人击毙蒙哥,不但保南宋国祚延续20年,还迫使西征欧亚的黄金家族突然东撤,西亚和欧洲压力骤减,改写世界历史。进入明朝,白杆军与戚家军、关宁铁骑并称三大铁军。进入民国,重庆成为陪都,巴人抗战改写亚洲历史。

只有刚性的群体,才能体验大矶的豪壮气魄,领略“奋发于困阨”的搏击之美。

罗洪载虽然只是户部官员,但其激情豪迈的铁血品质,抗争上进的人生选择,令许多文人诗词相形见拙。

讴歌壮美,赞扬气势磅礴的阳刚雄风,体现了上游文人的审美取向。与婉约柔媚的下游歌喉,形成强烈对比。


二、《黄石龙记》:审其智慧,大德圆融

夏泽,江津人,明朝弘治年间举人,也是读书人中的一流高手。弘治是中国明朝第九个皇帝明孝宗朱佑樘的年号,相当于公元1488年至1505年,前后共18年。

夏泽是明弘治戊午年中举,即公元1498年,距今500多年,弘治之后就是正德,跟罗洪载中举相差21年,基本上算是同一时代之人。

《江津县志》载:“黄石龙,在史坝下,小水险。”此处与松溉大矶险滩比较起来,温柔多了。但也是相对而言,毕竟仍属上游险滩之一。

(一)黄石龙险滩有专业捞救索钱的人‍

黄石龙与其他险滩不同。其他险滩是横江而立,因此“益多水之汹涌,益甚其势”。水越多,越凶险。水以“夏秋为盛,冬春流涸”,因此夏秋为高风险期。

黄石龙不是从江边山上延伸下来横在江中的大石头,它是“自江中直起,长脊高背,可数十丈,绵亘逶迤若游龙……顺流偃卧,不与水争,故不以石为险。”这条石龙,是从江中立起,顺江绵游,顺水偃卧,因此它像一条巨龙伏在江中,没有惊涛,没有劈波斩浪的壮景。

它的得名也跟水无关。“色黄而赤,兼之壤土漾沙,时或积之,恍如鳞甲,故又名黄石龙。”石头本身呈赤黄色,加上细沙堆积在石背上,犹如龙之鳞甲,于是称之为黄石龙。

夏秋江水“泛溢之际,水高出其上,两岸皆平,荡然空际,波浪不惊”,水流虽大,但却没有激波拍浪,江水唱着战歌从黄石上淌过。

但冬春“水涸之际”,黄石龙露出水面,形成“沙碛在左,岩壁处右”的险滩态势,“凡舟自上而下,远望峭壁,恐舟之撞崖也,急挽舟而北,顺石龙以下,稍出浅横,流必入碛上,细石成群,乱流冲击,舟横而侧顷之,沙石皆动,积与船平,舟斯溺矣。”

原来,船本应从右行,但船工怕撞上右边的峭壁,急切间向左向北,顺着江水而下,但右边水浅,船横在细石滩上,水流冲击,船必侧翻,陷入沙石,江水很快就积满船舱。

所以“冬春之交,十必没六七,其险非石龙为之,畏崖壁而左行陷于碛上搁浅之所至也。”

碛,指浅水中的沙石。船工害怕撞上崖壁,结果浅搁于沙石上。船一旦入细滩沙碛,“舟入其中,势必折坏”,因此“两岸居人熟知其故,恒驾小舟于下,一遇舟坏,便群争打捞,索救竞拾。覆舟之客,横立溯流,号呼不已。此方之人,岁以为利。”

对于舟客来说,一旦陷入水中,虽然水势并不汹涌,也不深,但毕竟害怕,大呼救命。两岸土著居民熟知情况,赶紧过来索钱打捞,以此为利。

换一个角度思考,如果索钱并不夸张,或者是合理范围,其实也是做一件好事。如果借此高价敲诈,那肯定有违良知。此处未记载费用,只是“群争打捞,索救竞拾”,忙着救人。

黄石龙的险情也很特别,不在夏秋洪水期,反在冬春枯水期,好像跟大矶们对着干。

(二)黄石龙的秘密和夏举人的妙计‍

夏举人在此风景优美的两岸都建有别墅(“予别业在两岸”),经常“闲游别观,徒上至下,周游往复。”因此了解黄石龙的奥妙,“知此地虽险,石龙之尾即接碛口。碛口似宽,其实极浅,舟师以多为平而下,误入其中,便陷入碛耳。”

他提出解决黄石龙的办法:“若砌此尾填高与龙尾平,则水顺而右下且直,必不入碛矣。”

考虑此处“度不过十余丈,水落之际,俨然坦平。”如果用沙石把入碛口砌高与龙尾平,那么水直接就顺着右边下去了,船工也不会往左边行去,问题不就解决了?

怎样砌这道水中的石墙与龙尾平呢?

夏举人设想:“掇碛中之细石。左手举而投诸右,非有疏凿扛举堆砌搬移之劳,在垒负尤易。须百十人挨序鱼贯长接移投,不难成功也。”

直接把左边的细石投到右边,不需要开凿挖掘扛举搬移,垒起来非常容易。只是需要百十人排成序列接移投送而已。

至于岸上土著居民,并非因此就失去生计,毕竟“上下之民不惟溺而利,抑暗于势无可谋者已。”只是环境所然,打捞搜救也不是唯一谋利求生的方法。

窥知黄石龙秘密和想出解决之道还不是精彩的地方,最有智慧的设计是后面。

夏举人不想自己出面去抢功,他看见一个游僧和尚,叫广惠,“担瓢自南偶憩于此”,于是“携之远眺”,让他在 “一日之间,见舟没者数”。

夏举人便“指点其故”,告诉他原因,再“与之谋”划,让他“结庵与石上”,提前告之客船往右走,用这种方式“募往来客商得若干钱,居民闻者皆笑之。”

这种得钱的方式,肯定与落水抢救得到的钱,在数额上是天壤之别,难怪江津土著居民会嘲笑他了。

虽然如此,“越一载,所集已足募松潘部落三百余。”

原来,夏举人与广惠只希望能募得招“松潘部落三百余”人的工钱而已。

有了工钱,找到人手,按先前设计的方法施工,“凡七十日而功成”。修好之后,“沿石尾而为漩水,顺则舟随势而东,更不入碛,晏然无事矣。”

这下广惠和尚成了名人,两岸居民早忘了这是他们找钱的方式,不但不恨他,还大力称赞他“有善力,能挽江河而济溺也。”并“群筑刹而奉僧焉”。

专为广惠和尚建寺庙奉祀,足见明朝时江津人之善良纯朴。

夏举人也禁不住称赞乡民说:“可见人原无乐害人之心,见利而动,遂不由中耳。”没有人会以害人为乐,为利而往,人之常情。由此可推测,黄石龙未改造前,居民搭救落水商旅,一定不会敲诈。

夏泽还上升到天道高度,认为“天亦不以不义之物厚乐祸之,人前此获溺之多,未见其富,今日无捞救之事,亦未见其贫。”

该怎样的命,还得怎样过。而且给你“不义之物”,你以为是快乐之事,其实是故意“祸”害你,因为你会失德。

这种天道价值观,很有传统味道,颇有意思。

(三)身隐功后和传递善举的大德胸襟‍

换个角度,以夏泽的经济实力,自己出钱请人改造黄石龙险滩其实并不难,但居然让一个和尚来做,这中间充满智慧。

和尚是以善的形象救溺商旅,能得众人拥戴,它的背后是群体精神的信仰所在。如果换成私人直接改造,可能真会招致土著捞救者的不满,毕竟这是能增加他们收入的事。

不过即便有一些阻碍,却不一定会影响结局。夏举人可能会成为当地人口中的大善人,妥妥明朝江津甚至重庆一大红人。

但夏泽选择做幕后英雄,将功名财利全推给广惠和尚,这种做法,在古代既展示了一种高洁的品质,更体现了传统“阴德”观。做好事不留名,此生不报,来生大报。

招摇过市做好事,这是积“阳德”,世人皆见,人人称颂,其德报已完成。

悄悄做好事,众人不知,却让众人得享其便利,这种“阴德”当世未报,按中国古代因果观,将随其一生,甚至福报为来世或福报其子孙。

这是大德也!

过了七年,夏泽回来,“广惠老而尤坚,再赴舟游,追忆昔日”,想到“陵谷易变”,沧海桑田,“安知异时迁转不常能必其久而无虞乎?”这法子就能永久保得平安吗?

因此“为之序”“併记于此,俟后日之君子可以随时补救,因势制宜,则固无不可为之事与无不可为善之人也。”

夏举人想得很远,如果未来出现其他变化,希望彼时乡人能“因势制宜”。

他相信,天下没有做不成的事,天下永远有行善的人,可见夏举人意志之强,善念之坚。

川江上流文人,以其智慧,向我们展示了智改险滩的故事,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理得天衣无缝,还顺便弘扬了佛法,又把自己隐藏在功名背后,这种价值观与审美观,彰显了江津文人智慧圆融的德性。

(三)黄石龙背后的历史故事‍

黄石龙背后其实还有一个历史故事,《江津县志》未载。但西南地方志学者邓少琴在《江津县志沿革志稿》中记载:公元35年,光武帝命征南大将军岑彭自荆门溯江而上征讨公孙述,破公孙述大将侯丹于黄石。

“此黄石,章怀注及《水经注》、唐杜佑等均为涪陵县下游之横石滩。但《读史方舆纪要》辨之”,认为应在今璧山江津县上。

邓少琴先生说:“按此称之黄石,即今江津朱家沱上之‘黄石龙’也。所云璧山,即今永川松溉镇突出大江北岸之朱家沱也。”

这场平蜀之战的大迂回核心战略,原来是在江津县黄石龙展开,离夏泽写作已过一千多年,距今近两千年矣。

是不是觉得黄石龙险滩突然有了金戈铁马的搏斗与嘶鸣声,混合着江水的涛声,远去的鼓角争鸣又回响在今天的时空?

历史现场为:岑彭率兵6万,攻克江关(今奉节)后,进至江州(今重庆市),见江州城粮多,一时难以攻破,就留冯骏军继续围困江州,亲自率兵直指垫江(今合川),攻破平曲(今合川东南一带)。公孙述派部将延岑、吕鲔、王元、公孙恢等拒广汉、资中,侯丹率兵二万拒黄石。

岑彭派臧宫率卒数万人与延岑相持,亲自率军回江州,沿都江(岷江别称,即今长江)而上,经巴县、至江津黄石袭破侯丹。昼夜兼行,长途奔袭,攻克武阳(今彭山区),并以精锐骑兵袭击离成都仅数十里的广都(今双流或成都南),蜀地为之震骇。

公孙述派刺客伪装成逃亡奴隶,投降岑彭,在一个叫彭亡的地方乘夜刺杀了岑彭,让后人将此与凤雏庞统死于一个叫落凤坡的地方联系起来,感叹天命玄妙。刘秀命吴汉率兵三万赶到前线,接替岑彭指挥。

因此,岑彭被阻合川,此路不通,立即调转军队走长江水道,出奇兵,黄石龙大破侯丹,成为兵锋直抵成都的关键。

如果按唐代史学家杜佑等人的观点,认为黄石为涪陵县下游之横石滩,那么硬伤明显。一是侯丹率军到横石滩已没有水道可通,重庆已被岑彭围困,只有翻山岭越才能到涪陵,粮草军械成为大问题。

二是此时岑彭已沿嘉陵江走内水攻成都。公孙述的布阵,只能在内水(涪陵道)和外水(长江岷江道)两条道上设防,因此在江津和涪陵之间,前者成为外水必选。

三是在交通极不发达的东汉,派一支2万人的军队翻越崇山阻隔,跑到重庆下游的涪陵去,难道是想从下游阻断汉军的补给线?战略目标错误。如果汉军直接沿外水长江经乐山或沱江直上成都,岂不全无阻挡?

所以,从军事战略来看,《读史方舆纪要》和邓少琴的看法是正确的。侯丹的军队就是想在外水防守岑彭大军。

179年后,即公元214年,赵云率军走外水,经江津攻占江阳(泸州)、僰道(宜宾)、乐山、资中,破犍为郡(治所武阳,今彭山区),抵达成都南。诸葛亮和张飞经内水嘉陵江到合川,然后分兵两路,张飞往北攻占巴西郡治阆中,诸葛亮沿涪江往西北攻广汉,最后完成合围成都。


三、恢弘大气,川江文人之美

如果说罗洪载的《大矶赋》展示了川江文人的豪迈之美,骨子里的阳刚血性,那么《黄石龙记》则体现了川江文人的大德大智,灵魂里的大气胸襟。

这两种都是大美。

没有恢弘的气度,难以抵挡名利诱惑。没有审时度势和透视事物奥妙的大智,难以设想出八面圆融的方案。

这两个文人都处明朝年间,中举相差21年;行政区划来说,江津与永川相邻;所写险滩都处在松溉下面,都在江津县域,是不是特别巧合?

两个文人的品质一综合,就能看出川江上游文人(江津和永川人为代表)的铁血精神不仅体现在战胜敌人和困厄之上,还表现在解决现实问题时百折思虑、反复推演的周密智慧之上。

川渝人读这两篇文章,可了解川江上游文人的大德大智与至刚至阳之美,从而涵养自己作为巴人的优秀品质,激发巴人生命基因里那种战胜一切困难的磅礴豪气,从而成为生命的强者。

当然,下游或其他水文化温婉柔顺的地方,也可将此作为对比,会学欣赏铁马秋风式的豪美,并积淀自己生命的阳性与刚性钙质,践行“天行健”的君子之风。

深厚的文化底蕴,深刻的文化认知,丰沛的文化精神,较高的文化品位,鲜活的文化生态,时尚的文化前瞻,灵性的文化体验,独特的文化风情,生动的文化特质,丰美的文化语言,是文化作文千年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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