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随学：百年西向之反思：三、跳出“陷阱”
19世纪的西方，像个藏在“文明”面具后的猎人，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针线，把“进化”缝成一张罗网。他们扯掉启蒙主义“进步”观念里仅存的人道主义线头，将生物界 “弱肉强食”的法则硬塞进人类社会，美其名曰“社会进化论”——优等的欧罗巴民族消灭劣等的东方民族，优秀的西方文明取代停滞的东方文明，从此不再是侵略，而是“必然的宿命”，是“正义的进程”。这张名为“停滞/进步”的罗网，就是给非西方民族设下的死亡陷阱，而近代中国，差点就成了网里最肥的猎物。
一、陷阱的编织：从“天演”到“自戕”
严复译《天演论》时，大概没料到自己成了“递网人”。他把赫伯特・斯宾塞的批判者——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改译”成宣扬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檄文，还地将“物竞天择”与道家“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相勾连，仿佛这外来的“进化”理论，本就该长在中国的土壤里。他说进化论是“自强保种”的纲领，可这纲领的底色，是西方早已备好的“陷阱说明书”：想活，就得承认自己是“停滞的文明”；想强，就得按西方的规矩“进化”——可这规矩的本质，是让你在“自戕”中求生。
接受“进化”的前提，是先接受“中国停滞”的定性。就像猎人让猎物先承认自己“该被吃”，中国知识界的自我批判，渐渐成了西方话语的“代理批判”。他们捧着西方勾勒的“中国想象”当镜子，照出的全是“封建专制”、“文化落后”的影子：新文化领袖们盯着国内的弊病骂得痛快，却对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视而不见；他们把辛亥革命后的混乱归咎于“革命不彻底”，却忘了是谁用鸦片敲开国门，是谁用不平等条约榨干财富。《剑桥中华民国史》戳破了这层窗户纸：“他们思想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使他们基本上对帝国主义的行为不做道德评价”——当猎物忙着反省自己 “跑得不够快”，哪还会察觉猎人的枪口早已对准胸膛？
这陷阱最毒的地方，在于它给中国留了“二选一”的假出路：要么“停滞”，被贴上“劣等文明”的标签淘汰；要么“发展”，彻底西化，丢了华夏文化的根。中国的民族认同从来不是靠种族，而是靠“华夏”二字——从孔孟到老庄，从唐诗到宋词，这是中国人的魂。若为了“进化”丢了魂，就算穿上西方的西装，也不过是个傀儡，像美洲的印第安人、独立前的印度人，成了欧罗巴民族的猎物或附属。严复、康有为、梁启超那代人不是没察觉这困境，可激流之下，他们能做的，只是在陷阱边缘打转，眼睁睁看着自己离“中国” 二字越来越远。
二、微光的闪现：十月革命与“天下”的共鸣
1919年的巴黎和会，成了“破网”的第一缕微光。当美、英、法“三巨头”把中国山东的主权当筹码交易时，中国人终于醒了：原来诚心师从的“先生”，从来不是圣人，而是披着文明外衣的恶魔。就在这时，俄国十月革命的炮火，照亮了陷阱外的路。
毛泽东说得透彻：“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从洋务运动的“器物”到辛亥革命的“体制”，学来的全是西方的残羹冷炙，换来的却是“国家情况一天一天坏”。可十月革命不一样——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竟主动发布《加拉罕宣言》，承诺放弃在华特权。这举动像一记耳光，打醒了还在迷信西方的中国人：原来世界上还有一种 “进步”，不是靠侵略，不是靠压迫；原来还有一种理论，能跳出“民族/国家”的框框，看见更广阔的天地。
这种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它虽也源自西方，却自带 “破网”的利刃：西方“进化”论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把世界分成“优等/劣等”；马克思主义却把历史主体换成 “人民”，把世界尺度换成“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从此，中国的敌人不再是“落后的自己”，而是压迫全世界的资产阶级；中国的出路也不再是“西化”，而是和全世界被压迫者站在一起。更妙的是，马克思“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构想，和中国“天下理念”撞了个满怀——两千年前《礼记・礼运》里的“大同世界”，不就是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理想国吗？
这共鸣，成了中国“破网”的关键。此前接受“进化” 论造成的文化断裂，被这跨越时空的契合悄悄弥合：我们不用丢“华夏”去学 “西方”，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本就和中国人的文明之梦相通。就像迷路的人突然找到指南针，中国人终于明白：要跳出陷阱，不是跟着猎人跑，而是砸了猎人的网。
三、破网而出：1949年的新生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中国彻底跳出“停滞/进步”陷阱的日子。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我们走的不是西方预设的“进化” 路：我们没丢儒家的“民为邦本”，却用“人民当家作主” 赋予它新的生命；我们没丢道家的“天下大同”，却用“社会主义”让它从理想照进现实。毛泽东说：“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产了”——当猎物挣脱罗网，猎人的规矩，从此再管不着我们。
可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遭遇，恰好印证了这陷阱的 “西方专属”。在那里，民族/国家理念像生了根的野草，从罗马帝国到大英帝国，再到美帝国主义，扩张和征服从来是 “传统”；基督教带来的“异端思维”，让他们总把世界看成“分裂的战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要颠覆这一切，自然成了“眼中钉”——毕竟，宗主国靠“依附格局” 榨取边缘国家的利益，日子过得滋润，哪会愿意打破现状？所以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有心栽花花不活”，到了中国却 “无心插柳柳成荫”：不是这理论不好，是西方的土壤根本长不出为人民谋幸福的苗。
四、回头路的荒唐：新启蒙主义的“刻舟求剑”
可总有人记吃不记打。20世纪末，“苏东剧变”的风吹过，一群人捧着西方的旧网，想把中国重新塞回去。他们自称“新启蒙主义者”，却干着“刻舟求剑”的蠢事：把中国的“中央集权+国有主导”等同于西方口中的“封建专制+ 停滞”，把五四运动的反帝反封建说成“救亡压倒启蒙”，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说成“历史弯路”——他们挥舞着从西方趸来的“自由”、“民主”长矛，对着想象出的 “中国敌人”乱刺，活像个没睡醒的猎人，以为还能把早已挣脱罗网的猎物，再骗回陷阱里。
他们忘了，1949年后的中国，早已不是那个任人宰割的 “停滞文明”：我们用几十年走完西方几百年的工业化，我们让几亿人脱贫，我们在科技、军事、文化上的进步，哪一样是靠“西化”来的？可这些“新启蒙者”看不见，他们眼里只有西方的“标准答案”，就像当年的楚人，船都走了，还盯着船舷上的刻痕找剑。马克思早就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20世纪初中国陷入陷阱是悲剧，20世纪末还有人想把中国拉回陷阱，只能是笑剧。
驴子过桥时，都不会把蹄子踏进曾陷跌过自己的孔洞，又何况人呢？近代中国用百年血泪才跳出西方的“停滞/ 进步”陷阱，如今早已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走出自己的精彩。那些还想扯着旧网喊“回头”的人，终究只会被历史的浪潮拍在沙滩上，成为新一代人茶余饭后的笑谈——毕竟，没有哪个挣脱过罗网的猎物，会主动回到猎人的枪口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