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随学：李约瑟之问与西方的“单一优越论”
当主流史著将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奉为“全球化” 起点，将欧洲对外扩张塑造成世界历史的“开章叙事”时，这套看似铁律的论述，早已在史料与逻辑的双重冲击下摇摇欲坠。事实上，广义的全球化规模性形成远早于此时——至少自公元500年起，以东方为中心的跨区域交流便已织就紧密网络，只不过这张网络的核心，是被西方长期污化、抹煞的阿拉伯世界与中国，而非后来居上的欧洲。
更具颠覆性的是传统“文明谱系”的崩塌。苏美尔→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古华夏→古希腊的线性传承序列，曾被奉为文明演进的“标准答案”，却因缺乏基本史料支撑，遭到包括西方学界在内的广泛质疑与否定。这一谱系的破产，撕开了“欧洲文明独树一帜”叙事的第一道裂口：若文明传承的脉络本就混乱，所谓“欧洲文明天生优越” 的立论，又从何谈起？
一、被重构的“全球化”认知
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早已点破关键事实：欧洲曾长时间“从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支配地位中谋取好处”。而比经济依附更值得警惕的，是现行世界史教科书中的系统性遮蔽——近代前后，欧洲人从东方吸纳的科技、文化“组合资源”被刻意抹去痕迹，仿佛那些推动欧洲崛起的关键成果，皆为其自主创造。英国历史学家杰克・古迪将这种“丑化他者、据为己有”的行径直斥为“偷窃”，一语道破西方中心论叙事的虚伪本质。
二、李约瑟之问的“单向陷阱”
李约瑟以7卷本34分册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为世界呈现了一个震撼的事实：自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5世纪，中国在自然知识获取与实际应用上的成效，远超同期西方；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船尾舵、纵帆、冶金鼓风炉、深井钻探技术……这些推动欧洲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科学革命的关键技术，源头皆在中国。
然而，当“李约瑟难题”传入中国学界，却被硬生生掐断另一半内涵。多数研究者执着于单向追问“中国古代科技长期领先，为何近代落后”，却对其核心命题——“为何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中国在科技应用上远胜西方”——视而不见。这种选择性失明，让被誉为“摧毁科学史中欧洲中心主义之不朽丰碑”的李约瑟，反倒成了西方优越论的 “间接推手”：人们在反复探讨“中国为何落后”的过程中，不自觉地接受了“西方必然领先”的预设，全然忘了欧洲曾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跟在东方身后的亦步亦趋。
更讽刺的是学界的双重标准：凡弘扬中华文明、提及 “民族自信”，便被贴上“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标签；而照搬西方中心论的论述，哪怕逻辑漏洞百出，也被赞为“实事求是、无阶级性的纯学术研究”。有人罗列“洋火、洋钉、汽车、火车、手机”时如数家珍，谈及中国“四大发明”却满含鄙夷地否定；还有人甚至主动为西方“补全” 优越论的逻辑，将欧洲崛起归因于“特有制度基因”，对其吸纳东方技术的史实讳莫如深。正如有学者所讽：“西方中心论”在中国最大的优势，就是西方人解释不了的，有中国人帮着圆；西方人否定不了的，有中国人帮着“挥刀自宫”。
三、西方先哲的“打脸证词”
那些被中国学界奉为“西方优越论祖师爷”的人物，或许从未想过，自己身后会有一群“信徒”，替他们抹去自己当年写下的真相。事实上，远早于李约瑟、霍布森等学者，西方的先哲、传教士与冒险家，早已用文字记录下东方科技的领先地位。
1558年，西班牙传教士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在《中华大帝国史》中，用两章篇幅直白宣告：“中国人使用炮远早于欧洲国家”、“中国印刷术的历史远早于欧洲”，甚至直接驳斥“古腾堡发明印刷术”的谎言，指出其技术源自中国，古腾堡不过是模仿了中国书籍的蓝本。1580年，法国作家蒙田在《随笔集》中感慨：“我们惊呼为奇迹的火炮和印刷术，中国早在一千年前就已享用”；1616年，英国航海家沃尔特・罗利在《世界史》中直言：“古腾堡是从东方学会印刷术，中国人早已掌握这种技艺”。
就连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也在1620年的《新工具》中承认：印刷术、火药、磁石这三大改变世界面貌的发明，“起源暧昧不彰”——他虽未明言源头在中国，却也不敢将其归为欧洲创造。到了19世纪，来华传教士麦都思、艾约瑟等人更是直接将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列为中国的“非凡发明”；美国学者T.F. 卡特1925 年在《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中，首次提出“四大发明（Four Great Inventions）”概念，明确指出：“这四大发明在文艺复兴初期的欧洲流播，对近代世界的形成起过重大作用，而它们大都源自中国。”
这些来自西方内部的证词，本是戳破“单一优越论” 的最锋利武器，却被中国学界的“西方中心论”信徒刻意忽略。他们宁愿捧着黑格尔、韦伯等人“欧洲制度优越”的论述奉为圭臬，也不愿翻开那些泛黄的古籍，看看西方先哲当年如何坦诚记录：欧洲的崛起，从来不是“基因优越”的必然，而是站在东方肩膀上的结果。
结语：打破“单向思维”才能正视历史
当我们重新审视“李约瑟之问”，会发现其真正价值，从来不是让中国人陷入“落后焦虑”，而是迫使世界直面一个被掩盖的真相：文明的演进从来不是单一中心的线性发展，而是多元文明相互借鉴、彼此滋养的结果。欧洲的崛起，离不开中国科技的“输血”，离不开阿拉伯世界的“桥梁” 作用，这不是“贬低欧洲”，而是尊重历史事实；承认中国古代科技的领先，也不是“盲目自大”，而是找回被扭曲的文明记忆。那些执着于“西方单一优越论”的人，本质上是陷入了 “历史选择论”的迷思：他们将结果当成原因，用“欧洲最终领先”反推“欧洲天生该领先”，却忘了所有文明的进步，都离不开对他人成果的吸纳与转化。正如卡特所言，四大发明“让世界全局代替欧洲一隅成为历史的舞台”——这本是对文明交流的礼赞，却被曲解成“欧洲主导世界”的注脚。
若想真正解答“李约瑟之问”，首先要打破的是中国学界的“单向思维”：不再执着于“为何落后”，而是先承认 “曾经领先”的事实，再探究“文明交流如何推动世界进步”。唯有如此，才能跳出西方中心论的陷阱，让历史回归其多元、真实的本来面貌——毕竟，一个连自己过去的成就都不敢承认的文明，又怎能真正理解文明演进的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