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树上
浙江一考生
现代社会以海德格尔的一句“一切实践传统都已经瓦解完了”为嚆矢。滥觞于家庭与社会传统的期望正失去它们的借鉴意义。但面对看似无垠的未来天空，我想循卡尔维诺树上的男爵 卡尔维诺树上的男爵”的生活好过过早地振翮。
我们怀揣热忱的灵魂天然被赋予对超越性的追求，不屑于古旧坐标的约束，钟情于在别处的芬芳。但当这种期望流于对过去观念不假思索的批判，乃至走向虚无与达达主义时，便值得警惕了。与秩序的落差、错位向来不能为越矩的行为张本。而纵然我们已有翔实的蓝图，仍不能自持已在浪潮之巅立下了自己的沉锚。
“我的生活故事始终内嵌在那些我由之获得自身身份共同体的故事之中。”麦金太尔"麦金太尔之言可谓切中了肯綮。人的社会性是不可祓除的，而我们欲上青云也无时无刻不在因风借力。社会与家庭暂且被我们把握为一个薄脊的符号客体，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尚缺乏体验与阅历去支撑自己的认知。而这种偏见的傲慢更远在知性的傲慢之上。
在孜孜矻矻以求生活意义的道路上，对自己的期望本就是在与家庭与社会对接中塑型的动态过程。而我们的底料便是对不同生活方式、不同角色的觉感与体认。生活在树上的柯希莫 树上的男爵"柯希莫为强盗送书，兴修水利，又维系自己的爱情。他的生活观念是厚实的，也是实践的。倘若我们在对过往借韦伯之言“祓魅”后，又对不断膨胀的自我进行“赋魅”，那么在丢失外界预期的同时，未尝也不是丢了自我。
毫无疑问，从家庭与社会角度一觇的自我有偏狭过时的成分。但我们所应摒弃的不是对此的批判，而是其批判的廉价，其对批判投诚中的反智倾向。在尼采的观念中，如果在成为狮子与孩子之前，略去了像骆驼一样背负前人遗产的过程，那其“永远重复”洵不能成立。何况当矿工诗人"陈年喜"陈年喜顺从编辑的意愿，选择写迎合读者的都市小说，将他十六年的地底生涯降格为桥段素材时，我们没资格斥之以媚俗。
蓝图上的落差终归只是理念上的区分，在实践场域的分野也未必明晰。譬如当我们追寻心之所向时，在途中涉足权力的玉墀，这究竟是伴随着期望的泯灭还是期望的达成？在我们塑造生活的同时，生活也在浇铸我们。既不可否认原生的家庭性与社会性，又承认自己的图景有轻狂的失真，不妨让体验走在言语之前。用不被禁锢的头脑去体味切斯瓦夫·米沃什的大海与风帆，并效"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之言，对无法言说之事保持沉默。
用在树上的生活方式体现个体的超越性，保持婞直却又不拘泥于所谓“遗世独立”的单向度形象。这便是卡尔维诺为我们提供的理想期望范式。生活在树上——始终热爱大地——升上天空。
分析：
该文没有一个中国名言和中国名人，全是本文素材，这一现象背后折射出多重值得探讨的写作倾向与文化现象，不能简单用“崇洋”一概而论。
一、考生阅读与写作的选择逻辑
- 1、阅读积累的偏向：作者的阅读重心明显集中在西方哲学、文学领域，对海德格尔、卡尔维诺、尼采等人物的思想有一定涉猎，这是他能大量引用相关内容的基础。
- 2、应试策略的刻意选择：在高考考场的特殊场景下，大量引用相对冷门的西方名人与哲学术语，更容易在短时间内给阅卷老师留下“知识面广博、思辨能力强”的深刻印象，是一种针对性的应试写作技巧。
- 3、写作主题的适配性：文章核心围绕“个人理想与家庭社会的落差错位”展开，西方存在主义、后现代哲学的相关理论本身就高度贴合这类思辨主题，作者选择用熟悉的西方理论体系搭建论证框架，写作时会更顺手。
二、引发争议的深层原因
- 1、去脉络化引用的争议：文中大量西方名人的思想被直接抽离出原本的社会历史语境，生硬嵌入高考作文的论证链条中，这种“为引用而引用”的炫技式写法，被不少学者批评为存在“诉诸权威”的逻辑问题。
- 2、文化表达的失衡：全文完全没有融入中国传统哲思、本土名人名句，完全依托西方话语体系完成论证，也让不少读者质疑这种写作导向是否会弱化本土文化表达的自觉性。
- 3、评分导向的讨论：阅卷组将这篇满分为标杆，也引发了公众对高考作文评分标准的讨论——是否过度鼓励了这种堆砌生涩西方概念、脱离日常表达的文风。
三、客观看待这一现象
- 不能直接判定作者“不懂中国文化”，更合理的解释是他在备考阶段刻意选择了“深耕西方社科哲思素材”这条差异化的写作路径，以此在千篇一律的高考作文中脱颖而出。
- 这种写法本身是高考应试规则下的产物，它的走红也侧面反映出，在当下的中学写作训练中，部分学生和老师会把“大量引用冷门西方名人名言”当成快速提升作文“高级感”的捷径。
- 四、客观全部改写成中国文化素材，则可能变成以下样子，得分是不是会受影响呢？
生活在树上
改写文
我们怀揣热忱的灵魂天然被赋予对超越性的追求，不屑于古旧坐标的约束，钟情于在别处的芬芳。但当这种期望流于对过去观念不假思索的批判，乃至走向虚无与肆意妄为，便值得警惕了。与秩序的落差、错位向来不能为越矩的行为张本。而纵然我们已有翔实的蓝图，仍不能自持已在浪潮之巅立下了自己的沉锚。
“吾身之存，实系于家国群伦之中。” 顾炎武的这句论述，与麦金太尔“生活内嵌于共同体”的思想完全同频，可谓切中了肯綮。人的社会性是不可祓除的，而我们欲上青云也无时无刻不在因风借力。社会与家庭暂且被我们把握为一个薄脊的符号客体，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尚缺乏体验与阅历去支撑自己的认知。而这种偏见的傲慢更远在知性的傲慢之上。
在孜孜矻矻以求生活意义的道路上，对自己的期望本就是在与家庭与社会对接中塑型的动态过程。而我们的底料便是对不同生活方式、不同角色的觉感与体认。归有光笔下的枇杷树，见证了家族的起落、亲人的牵挂，也承载着他独立于世俗官场之外的精神寄托。他的生活观念是厚实的，也是实践的。倘若我们在对过往借朱熹之言“去蔽”后，又对不断膨胀的自我进行“赋魅”，那么在丢失外界预期的同时，未尝也不是丢了自我。
毫无疑问，从家庭与社会角度一觇的自我有偏狭过时的成分。但我们所应摒弃的不是对此的批判，而是其批判的廉价，其对批判投诚中的反智倾向。在庄子的观念中，如果在成为逍遥的大鹏之前，略去了像北冥之鱼一样沉潜水底、积蓄力量的过程，那其“水击三千里”的远翔洵不能成立。何况当矿工诗人陈年喜顺从编辑的意愿，选择写迎合读者的都市小说，将他十六年的地底生涯降格为桥段素材时，我们没资格斥之以媚俗。
蓝图上的落差终归只是理念上的区分，在实践场域的分野也未必明晰。譬如当我们追寻心之所向时，在途中涉足权力的玉墀，这究竟是伴随着期望的泯灭还是期望的达成？在我们塑造生活的同时，生活也在浇铸我们。既不可否认原生的家庭性与社会性，又承认自己的图景有轻狂的失真，不妨让体验走在言语之前。用不被禁锢的头脑去体味李白的长风与帆影，并效陶渊明之言，对无法言说之事保持沉默。
用在树上的生活方式体现个体的超越性，保持婞直却又不拘泥于所谓“遗世独立”的单向度形象。这便是归有光为我们提供的理想期望范式。生活在树上——始终热爱大地——升上天空。
